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算是“走向世界”走到了顶。对热衷于“走向世界”的国人来说，这位走向世界走到顶的人的成功说明了什么呢？
个性民族性普世性
20世纪以来，中国流行国际性世界性，全盘西化倾向甚嚣尘上。鲁迅曾经有一个观点，即愈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这观点现在基本上被否定。就是不彻底否定的，也要辩证地解释一番，非此而不“潮”。而现在最“潮”最时髦的观点则是“普世性”。其实，愈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本身只能算是大白话的常识，连理论都算不上。但常识往往不能轻易否定。因为这话差不多等于说，只有由具体的你我他才能构成抽象的“人”的概念。“人”只是个概念。这就是哲学上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每个个性中都有共性，而共性作为某种性质，又只能在个性中存在。共性除了在抽象的理论中存在，在生动具体的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作为以个性以独特性为存在基础的文学艺术，更只能以个人的地域的民族的独特性方式存在。尽管连“民族性”都只是共性，但毕竟由民族之个人构成个性，由个性构成民族性，而多民族之民族性才可能抽象成“普世”的“世界性”。多年来，我们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已看不到这种民族性个性的特点。尤其在双年展领域，整个亚洲，整个世界你不仅分别不出个人、族别、国别，你甚至区别不出洲别！全球一大抄，统统抄美国！就算“世界性”吧，哪儿是“世界”呢？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当过“世界”吗？我们只把欧美，甚至只把纽约当“世界”。我们心中的“世界性”其实就是美国性西方性。
莫言这次把诺贝尔文学奖拿了，他自称是：“自己的小说引起较多翻译家的关注和西方出版者、读者的兴趣，还是因为我的小说有个性，语言的个性使我的小说中国特色浓厚。我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就像法国的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之所以对我的小说感兴趣，就是因为我的小说土，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偶尔使用山东高密的方言，他认为是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需要。“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就是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不能仅仅把方言土语用到小说人物的对话中，而要把方言土语用到叙述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声腔，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法宝。所有人物都说一样的话不符合人物的性格，也放弃了中国小说的拿手好戏。”他还说，他的小说就是写他自己。他的全部小说加在一起就是他的自传，他全部小说中的人加在一起就是他自己。可见他写小说的个人性是如何鲜明。尽管他同时又说过，他要“描写人的生活、人的情感，站在人的角度写作”。这其实又是在所有的这些自我中呈现出的“人”的共性。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莫言如果一开始就从“人性”出发——一如今天许多尊崇普世性的人为莫言总结的那样，莫言的小说还会那样“土”，那么生动、具体，那么个人化个性化，那么感人至深么？当然，如果“土”就是上述个性地域性民族性，那么，这些个性中当然也会有共性，有人性有世界性。而共性的获得，还得依赖其文学个性中的典型性、深刻性与生动性的呈现效果。所以莫言认为，任何作家之所以走近西方读者，不是政治原因或其他原因，最终是靠文学作品的自身力量。要看作家是否写出人类普遍的境遇，是否写出了打动了所有国家、所有人的情感。如此看来，在个性、民族性的真实呈现中，世界性、普世性也在其中。亦如莫言把他的高密和他自己带向了“世界”一样。
走向世界与文化推广
去年，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中国作家应该更自信，挖掘更多自己的内在力量，而不应太看重国外的标准。针对中国人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感觉很意外的说法，马悦然反而说：“对你们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译本已经这么多了。”中国人的确太把“世界”当成头等大事了。最近美国总统竞选，民意调查显示，8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少管外国闲事”，管好自己就行了。美国人不太在乎自己的国际形象。这或许就是大国国民与弱国国民心态的区别。中国人憋屈的日子太久了，一旦有点钱，总希望能在别人眼中是个人物，犹如爆发户要买个悍马去到处显摆一下，心态有些可笑。其实，中国国民作为世界上唯一有着五千年不间断文明的泱泱大国的国民，本应有一种自信的心态，在积贫积弱一两百年后重新崛起的今天，应该重新学着做大国的国民，重树大国国民的心态。
那么，如何对待中国文化艺术与外国的交流问题呢？
学习和借鉴外来艺术是为了互通有无完善自我
宣布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特别强调他的文学是西方式的魔幻现实主义，而把莫言和福克纳、马尔克斯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但莫言却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毫无疑问两位大师对我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影响，他们的写作让我开窍，让我意识到文学作品可以这样写。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一定要尽快地逃离他们，因为我觉得靠得太近的话容易失去自我，我说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山，如果靠得太近的话，自己就被他们化掉了，所以要躲得远远的，离他们越远越好。但毫无疑问他们对我是有影响的，我自己也非常明白”。“我上世纪80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粱》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可见，学习外国是应该的，但必须立足于自我。莫言是以“逃离”来对待，这与中国美术界是以“接轨”和在“全球化”借口中堂而皇之地向西方趋同完全不同。
对外交流应翻译介绍中国艺术
如上所述，导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人把他的作品直接翻译成了瑞典文。非此而获奖是不可能的。这让人想到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在美国用英文撰写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的著述的事。林语堂1935年用英语撰写的《吾国与吾民》，1938年同样用英文介绍中国文化的《生活的艺术》，后者在美国重印了40余次，并被译成10多种不同的语言。另外，他还有《中国的智慧》《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英文著作。可以说，今天西方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相当程度上都来自于林语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说：“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们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而《吾国与吾民》正是她所期待的那一本。她评价说：“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同样的，如果我们要让中国的美术为国际所了解，用英文撰写或翻译介绍中国美术历史和现当代中国美术的著述就十分必要了。这方面几乎是空白。而该做的可做的事很多很多。我们的美术院校中甚至可设置相应的专业。这或许才是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为人类文化艺术做贡献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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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