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韡
“我的每一件作品并非是一件事情的结束，或是表达什么政治上的观点，而只是开始。从创作规划，到付诸实施，再到最后的调整，每一个当下步骤都与之前一个步骤时的作品面貌大相径庭，说实话，不到最后我自己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刘韡
刘韡，北京人，1996年毕业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有着一股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更带着一种“70后”独有的叛逆。1998年，刘韡在北京举办了自己的第一个展览“反视——自身与环境”。20世纪末，作为“后感性”小组的成员，刘韡参加了“后感性”小组的一系列展览，从而逐渐获得艺术圈关注，成为中国实验艺术代表人物之一。
尽管刘韡学的是油画专业，但在他的艺术创作中，绘画、摄影、装置、影像、雕塑……几乎当下所有的创作媒介都有所涉猎，并在艺术界享有“艺术多面手”的美誉。他是中国年轻当代艺术家中最有魅力的一位，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受关注度很高的青年观念艺术家之一。近10年间，刘韡的多件艺术作品在国内外知名艺术机构展出，先后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最佳艺术家奖、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等多个国际奖项。
刘韡的作品多以具有尖锐社会讽刺意味和醒目视觉形象的大型装置闻名，其艺术创作始终围绕着他所谓的一种内心秩序。他将收集到的诸如狗咬胶、破烂木窗等一些废旧家具和拆迁垃圾中的废旧木料，严谨地按照自己心中的秩序，创造出一系列从规模到气魄都宏伟庄严的雕塑作品，如《爱它，咬它》、《W-IO-OW》和《这仅仅是个错误》等。
跟很多艺术家一样，刘韡的工作室分为几个房间，分别用来办公、会客、储存和制造。工作室很大，沙发座位很舒服，冰箱里的可乐可以随便拿。然而，办公人员和工人都在有条不紊地工作，当这种秩序饱和感到一定程度时，他们的面目就开始模糊起来。与此相对，刘韡无疑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他光头，戴着眼镜，谈吐随意，你听到的每句话都好似漫无目的而实际上却暗含深意；你对面坐着的，是一个非常真实、大大咧咧的北京爷们儿。
这位狮子座的艺术家靠在沙发上，录音笔开启，我们开始聊天。跟他谈话不久，我才明白，之前感觉到的违和感来自于他的自信。每一个抛出的问题，都被轻轻松松地打了太极回来，留下他嘴角的似乎不怀好意的微笑。
作为一个装置艺术家，刘韡最重要的能力是他的审美。看到他的作品就知道，它们总是跟城市中的生活经验相关，其中很多都能让人联想起城市里的风景，那些斑驳的、奇异的、疯狂生长的风景。他观察，并从日常的视觉经验中抽取他想要的部分，再加以改造和整合。同时，他的装置往往体量很大，给人一种坚实的“纪念碑”感。这就要求了他必须带领一个团队进行工作。他需要肯定自己的视觉经验，也需要肯定自己的领导能力。他不是画家，那种一天到晚只需要跟自己对话的人。他需要看世界，并跟世界打交道。通常这么干的人，很难是个弱者。
刘韡说自己有着太多年审美经验的积累，想把作品做得难看都难。的确，即便细节粗糙，那些莫可名状的作品都不难看。作品每一块的色调都彼此呼应，整体感和完成度都很高。然而，9月份在长征空间举办的个展中，观众们直面的是色调厚重的高低杠、军用靠垫的高耸矗立。这些作品不再给人带来视觉上的舒爽，呼之欲出的压迫感像是个政治寓言，让人无所逃遁。
刘韡的艺术工作方式是“生产型”的。制作大型装置时，他常常提出一些对作品颜色、体量、形状等的具体要求和规则，让工人们在遵循这些复制原则的情况下，自行制作。而那些工人就变成了“代码运算者”，为刘韡提供的“基本代码原则”服务。这样，他们个人的工作只能是刘韡创作的一部分，是他手脚的延伸——刘韡是团队中唯一的创造者，唯一的头脑，而其他参与者只是依靠神经惯性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当然，这种身份也不是绝对的：那种令人难以释怀的、有条不紊的工作状态也像是现代社会大规模复制的生产方式的一个隐喻。
记者：1999年您曾作为“后感性”小组的成员，参加了该小组的系列展览，可否谈谈您对这次展览的体会？以及这对您的艺术创作有何影响？
刘：那个展览就是想展现我们和上一代艺术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通常情况下，他们做作品需要很强大的理由、宏大的叙事；对我来说，就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做艺术怎么做都可以，不一定要有想法支撑，也不需要那种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当时就真觉得没有必要，那是一种沉重的社会负担。现在看来，虽然这个展览只是一些刚刚毕业的艺术学校的学生因资金短缺才不得已而选择的做法，不过，那时怀揣的“热血”却是当时克服重重困难也要举办展览的原因，也成为我艺术创作中不断前进的原动力。
记者：您说过不喜欢和其他艺术家扎堆儿，能说说原因吗？
刘：一个行业扎在一起就是一个村儿，就给人一个村的感觉，这种感觉很不对，我还是希望能丰富一些。
记者：您平时在工作室的时间多吗？可以说说您当初要做这样一个工作室的原因吗？
刘：成立这样一个工作室，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自由！但现在反而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以前我经常一个月不来，现在一般每天下午都会过来，这不是什么好事，表示我已经丧失自由了。一开始做这个工作室的想法是有人可以帮我做一些事情，自己应该非常舒服，但事实上这些人需要你给他们工作，就感觉有点被拖着走了。当然，也不光是工作室的问题，跟我的展览模式也有关系。我要改变一下工作方式，让自己更自由一点。
记者：您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哪里？
刘：主要还是在于怎么去看待和理解社会的现实，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这个进行的。
记者：在创作一个作品前，您通常会提前做些准备吗？是否会预想到最终的效果呢？
刘：从来都没有，因为我不会照着一个现实的东西去做，没有小稿，只有一些需要别人帮忙做的会有大概的形象，但也都不会特别精细。制作期间甚至是临近展览都还不断在改变。我在做作品的时候，也会不停地思考其他问题，想法也会随之变动，思考是作品的源泉。我的一个作品成形可能会经过很多个阶段。我的每一件作品并非是一件事情的结束，或是表达什么政治上的观点，而只是开始。从创作规划，到付诸实施，再到最后的调整，每一个当下步骤都与之前一个步骤时的作品面貌大相径庭，说实话，不到最后我自己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记者：一开始做作品就会确定作品名字吗？
刘：大多数一开始的时候就确定，这些名字就是我做作品的原因，我想直接地做客观的陈述，不想给它们太多的意思，这种直接、干燥的东西会比享有诗意的名字更有力量。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作品里缺乏诗意，可否谈谈您对诗意的理解？
刘：诗意或者是浪漫有很多不同层次，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我还真说不上来，但我个人认为诗意并不是现实，诗意和现实世界是断开的。我的作品肯定是没有诗意的，如果非要说的话，我的作品应该属于干燥的诗意。但好的作品一定是具有诗意的。
记者：在您的艺术创作中，也会遇到阻碍吗？怎样去克服呢？
刘：当然也会。例如最近，一场本应该去年举办的展览，一直拖到今年。其实，我就是想和过去做的东西有一个区隔，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想要切断，却发现只能延续。有很多东西我玩得都很好，每天有很多新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但不是每个我都要付诸实践；创作应该是很真诚的，灵光乍现并不是我所追求的。同样，我的艺术创作并不是一个噱头而已，我现在正在控制自己，让自己沉淀下来，我所要做的，不是加法而是减法，这点很重要。
记者：目前，您对哪一系列的作品最满意？
刘：我还真没有特别满意的，都有一定缺陷。现在看来，都觉得有一些幼稚。当我去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往往都不会完全准确表达自己的意图，甚至和自己要表达的东西背道而驰。但是你必须去做一个选择，就如同生活一样，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选择，无论对还是错，那都是选择，选择后把它放在那儿，那就是一个现实。如果停滞不前，我就没法儿选择，没法儿进行。
记者：您的艺术创作涉足很多领域，目前是否还想有一些新的尝试途径？
刘：其实主要是想改变而不是尝试，如果一种方式和系统对我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困难了，怎么做都可以成立。但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去做，反而会发现没法儿做，毫无感觉，所以必须改变。我必须先逃出被自己禁锢的系统，把自己扔到更真实的现实里边来看待问题，才能有感动自己、感动别人的想法，做出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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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