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  装置 （20世纪60年代中国出版之反战宣传画一套、施工铁架、军用铁锹等）  2001年创作于德国汉堡

而带有严谨、理性、务实的摩羯座特质的王广义，当然也不会拒绝后一种价值带给他的益处。这从王广义很早就明确的艺术公式中可见一斑：一个当代的艺术家=神奇的眼睛+清醒的头脑+入世的热情。一如策展人凯伦•史密斯曾写道的：“王广义认为‘尊严’和‘冷静’与他所理解的和名声同样重要的财富是不可分割的。王广义没有时间像身无分文的艺术家一样待在阁楼里为艺术挨饿。他知道饥饿的滋味，也清楚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东西。”

与人们议论中的“穿着名牌服装，出入各种社交场所的艺术新贵们”的奢华生活有所出入的是，王广义几乎不参加时尚派对，也许是因为内向、羞怯，那种到处都是陌生人，却要觥筹交错的场合让他不习惯不舒服。而且，王广义目前也没有博客、没有微博。闲暇时间他也不看碟片，而会坚持去电影院看影片，从灯光暗下来，听到摇铃声，到电影开始，直到结束散场，对他而言那是一个很神圣很有仪式感的过程。

只要在北京，王广义每天午后都会开车前往位于昌平的工作室。由两套别墅打通的工作室陈设极其简单，工作的时候，没有音乐。王广义说，他不喜欢充满文艺腔调的工作环境，一如他理性严肃甚至冰冷的作品。工作室远离市区，周围很安静。之所以不去艺术家扎堆儿的宋庄买地盖房子，也是为了保持孤独感。用王广义的话说，每个人都像一座孤岛，今天真正能交流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对于艺术家而言，这种孤独感并非一件坏事，而是可以享受、陶醉，可以让自己清醒的部分。如果一个艺术家放弃了这种孤独，变成所谓的“明星”，到处交际到处曝光，反而挺让艺术家蒙羞的。

目前，王广义正在创作的作品都非常巨大，需要坐着升降机来完成。这么些年，他依然坚持用自己的手来创作，而不是雇用助手或工人，假手他人。位于工作室中心地带的墙面上，置放着他即将参加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五联作品《神圣的下降》，中间一幅源自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张名画《哀悼基督》。这个喜欢用“上升”和“下降”来评价很多事情，认为艺术家分为“好的艺术家”和“有意义的艺术家”的摩羯座男人说，人过了50岁，那种青春远去的感受很明显。而他这两年的新作，无论是《神圣的下降》，还是近期回顾展中的装置作品《自在之物》和《圣物》，都像是一种轮回，是他对青春的一种回望。

记者：在这次回顾展中，您的装置作品《自在之物》是受关注度最高，也是给观者触动最大的，您当初的创作灵感是什么？

王：这个作品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现在进行时的，我最想听到的也是观者对这个作品的反馈。最早去看场地时，那个空间让我很震撼，挑高13米，以往都有作品，那天是腾空的，人站在里面，感觉自己很渺小。我对黄专说，这个空间就是一件作品，当然还是要呈现感受了这个空间之后的东西。有一天，在谈话中我有点走神，忽然想到下乡时在农村扛过粮食，而粮食和亚麻混合起来的味道，让我记忆很深，于是我决定让这个空间弥漫粮食和亚麻的香味。

记者：那么，这个作品与您早年的饥饿经历有关吗？ 

王：其实，跟以往一样，这个作品的个体经验不是很强烈，表达的还是一种宽泛的概念。但就像你刚才说的，即使不知道背后的哲学支持，直观上你依然可以感受到些什么。粮食是让人存活下去的最基本的东西，《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人只有汗流满面才得以存活。对人类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永恒的“魔咒”。

记者：您这两年的装置作品，所选取的材料好像都更贴近日常生活，比如温度计等，可以说说原因吗？

王：对，就是日常生活中看到的非常实用的东西。这两年我思考比较多的，就是质料所包含的精神性。哲学上有个名词，叫“质料精神”。任何一个物质，所包含的精神会在特定的情境和逻辑中呈现，或者某个人会以塞入的态度去赋予它。

记者：就像您曾说的用麻袋装入粮食来比喻艺术的精神性？

王：（笑）那都是我20年前说过的话了，当时记者问我怎么看艺术中具有的精神性。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而采访又必须立刻作出反应，我当时只是打个比方，我说，这就像是麻袋塞入粮食，把它扛走了，艺术的精神性也是一种塞入的逻辑……但就像巫术和炼金术，你不能去证伪，艺术存在的最终理由就在于这种不确定性。比如“自在之物”，它的哲学含义是我们对于不能认知的事物要保持崇敬的心理。因为人的认识是有边界的，恰恰我们不能认知的事物是我们能够存在的一个理由。

记者：您曾说艺术是和宗教、哲学平行的词；艺术是1米以上的事情，是可以仰视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王：艺术是个很有尊严的词，它的价值感让我觉得自豪。虽然艺术在现代社会，以其普遍的实用性，让所有人都知道了艺术，但在我看来，所有人都能谈，都能理解的，是艺术下降的产物，远离了艺术的本义。到了点一盏灯烧一壶酒来品画，已经把艺术放到了被把玩、被观赏的“最底线”的位置。现在社会更是将艺术理解为娱乐和时尚，我觉得这很贬低艺术，而且100个同行，90多个都在认同这种下降，这让我感到很悲哀。

记者：在回顾展的纪录片里，您说艺术家一旦成名会迅速被社会化，这是一个快乐被稀释的过程。您是怎么理解这种“稀释”的？
王：任何人，无论是做什么的，基本属性都是普通人，都会对好日子有一种向往。从这种普遍意义上来说，成功会带来很多快乐，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说的“被稀释”是指我认为艺术所具有的那种精神的高度，人们往往是不谈的，是被忽略的。因为人的基本属性太强大了，甚至艺术家自身那种一般性的普遍快乐，也会时常涌现出来，带着你往下沉。所以，这种“稀释”我并不是指责他人，因为自我也在“稀释”。所以，艺术家应该警醒。

记者：艺术家路易丝·布尔乔亚有个观点：幸福的人无法创作出杰出的艺术。您认同吗？

王：这个说法我认同，但我不同意把苦难具体化，如果把苦难仅仅界定为物质上的贫穷，按照这个逻辑，只有梵高能称为伟大的艺术家，那就把艺术太卑微化了，好像艺术家只有在贫穷状态下，才能创作出杰出的艺术，这是对艺术和对艺术家最重要的误解。其实，这种苦难是精神意义上的一种煎熬，与物质生活上的好与不好没有绝对的关系。

记者：艺术家过了荷尔蒙旺盛期，贫乏的物质缺口也被填充了，可能会有失去动力这么一道坎，那您现在做艺术的动力是什么？

王：很通俗的说法就是人存在的理由，因为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由，哲学家也给过很多答案，比如萨特，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整体上我并不欣赏，但他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偶然读到这句话，觉得很震撼。人确实有“无用的热情”这种倾向，那么人存在的理由是什么？虽然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但你仍在追问存在的意义，仍在寻找一种东西，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尤其对艺术家来说，艺术这个活儿就是寻找。有时候我觉得我的作品逼近了那个答案，但实际上你永远不可能逼近那个东西。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