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弓《当代与艺术史-圆明园》
原弓给艺术界一些人的印象是：“唯利是图”的商人转型为艺术家，“恬不知耻”的乱搞，但居然迅速就爆得大名！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混杂性的个人工作状态与今日中国当代艺术之乱象暗合。
仔细看他的简历，他最初就是学绘画和制版的，在香港大学获得过工商管理的硕士学位，在北京大学学习过历史和考古，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获得艺术学博士。
原弓由“商人”转型为“艺术家”后，在创作、推广方面和习惯所见的当代艺术家有明显不同，而且似乎有一定效果。他认为重要的是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国际化的当代艺术观念+资本营销。
以下是他近期和杜曦云的对话：
杜曦云（以下简称杜）：你认为当下中国是什么样的基本状况？
原弓（以下简称原）：政治层面上，我觉得文化对政治影响太大，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其实是根深蒂固的。今天的这种政治现状，也是和中国人的文化息息相关。由于长期受文化的影响，导致政治改革非常艰难。做官就为了光宗耀祖、发财，这个东西是比较难铲除的。所以，我对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没有太大的期待，对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所谓的民主、人权不抱希望。如果你对很多人说个人的权利高于国家的权利，他们会觉得不可理解或是笑话，事实上这些东西是要改变今天政治现状的基础。用一个人的力量，即使有良好愿望，但可能最后还是流于形式，非常难。
经济方面也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它们是互相影响的。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国有化程度过于强，国民经济产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还是国有的，比如说能源、交通、传媒等。过度的国有化会导致灵活性、流动性相对弱，同时也会导致腐败。当经济面临困境时，缺乏多元化的力量。
文化层面的问题更大。我觉得中国如今没有文化，美国文化已经把中国文化整个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变成了边缘文化，根本没有真正去掌握或引导世界文化趋向的主流位置。我们只留有传统文化的形式，比如说孔子学院，传统水墨都变成了退休工人的一项业余的娱乐活动。除了我们血液里流有老祖宗的一些基因之外，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真正实用的东西可能都是西方文化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中国真正的走向世界，真正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地说中国文化要怎么样向世界传播。这已经没有了，别去梦想，瞎想没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要想成为世界的主流，我觉得远没有可能。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在世界拥有它的一个非常独立性的东西，作为西方和东方间既独立又融合的东西，是有可能的。
在消费方面更清晰：现在引以为豪的消费物基本上都是带有西方符号的。通过全球化，西方用经济的方式来推销带有文化倾向的产品。中国是肯定无法避免地要走向民主这个路径，因为经济基础正在被重新抽离，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和经济重新再契合，我们正在试图这样做。过度的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的世界影响力是不利的，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正在以非常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张旗鼓的欢迎西方的渗透。
中国的经济一部分国有化，另一部分是有权力人的寡头化，寡头经济的最终结果就是贫富两极分化，这是必然的。所以中国未来还是比较麻烦的。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政治强人，从根本结构上改变。中国也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但政治强人首先从自己开始进行革命，才能向别人、向整个社会在政治上有所交代。
杜：你觉得还可能出现这种强人吗？
原：我相信会有的。西方文化中人人都是主人，人人的权力平等，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文化性在那儿。中国人是非常希望救星、救世主的，很渴望会有政治强人从改变自身开始改变中国。中国毕竟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度，这样有智慧的人只是没出现而已。这是一种智慧，而不是一种蛮权。这种大智慧的人在现阶段没有出现，迟早会出现的。中国需要出现伟人，这种伟人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真的是替天行道的东西，放弃自己所有的利益。
我挺反对暴力革命的方式，这不可取。保守一点，中国应该是一种更妥协的方式，由精英阶层内部发起。因为所有的利益攸关方，包括每一个具体的人，摧毁后再想去达到今天的繁荣，可能更麻烦。
杜：最理想的就是彼此让步、妥协。你觉得发生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大吗？
原：我觉得没有可能性。暴力革命是很土的，中国是八千万党员的国家，所有的干部、军官都活得很滋润。这么大的一个利益团体存在，怎么有可能去颠覆呢？如果用过去的方式，首先是替罪羊，而且是不明智的。如果我们的思维还回到过去，就白活了。时代在变迁，要用妥协的方式。作为一个个体，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别人。
过去我们看到的政客都不干净、都有问题，尤其在经济上，其他就不说了。这已经是普遍性的。这种集体的不合法性，不能用一种对抗的方式去解决，更不可以有外部势力。中国的文化包围着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和民族情绪不允许用外部势力抵抗的方式来影响它。可以用一种妥协的方式慢慢告诉别人一个社会的发展是有逻辑的，当经济发展到这种程度时，下一步需要政治素质上的改革，才能连接上一轮的成功。
最成功的不是你我，是领导人的子子孙孙和他们下面的这些国有企业。中国人都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和家业能传承下去，都不希望这种成功最后会消失掉。高层的人比我们还着急，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我们得到什么了？！他们获得了很多，也很应该，因为他们的祖辈为了这份天下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身边也有很多高参，也有历史学家给他们讲课。明代开国时多好，到了晚明呢？他的子孙很狼狈。晚清也是一样，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也是一面镜子。我觉得最有智慧的就是赶紧政治改革。人的权力是第一的，个人财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才能巩固他们已经得到的革命成果。
杜：在这样的状况中，你的自我定位是什么？
原：因为我的工作都是在做艺术，只能从我的艺术工作谈起。
我觉得中国人非常讲究传统，内在文化理念非常保守。一个新事物出现时，首先不加思索地反对、钳制，这是他们的惯性思维，包括面对西方。
举一个例子，今天的艺术市场，西方人有他们的一套画廊体制：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艺术家应该怎么效忠画廊，画廊应该为艺术家怎么服务……。这种体制到中国后，中国有一些艺术机构也效仿这种模式去走，但其实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的土壤不一样。郑板桥、齐白石他们自己卖画的这种传统有很好的一面，充分发挥了艺术家自身的能动性，对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家自身的传播没有隔一堵墙。因为当代艺术是海外文化和中国对接，所以很多人在画廊等机会，在这边挨饿。我觉得挺可笑的：干嘛呀？你是艺术家，自由是你最高价值。我们要向达明·赫斯特、杰夫·昆斯他们学，自己成立公司。
杜：在今天的艺术制度中你怎么做？
原：第一，破除陈规。
第二，我认为世界的文化中心不在中国，在西方，所以我的桥头堡一定设在西方。我正在积极准备，然后利用现代管理学的方式：要有经纪人、传播团队、公关公司、工作室、场地。今天我们不是二十年前出国的那些艺术家。我把我自己当成产品，“原弓”就是一个产品。我用现代管理学的方式到西方推销这个产品，而不是以酸溜溜的文人姿态：特别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卖掉，又不敢说，整天在期待。其实机会无处不在。
如果我在美国为中国艺术界做了很多有意义、可借鉴的东西，哪怕最后我没有成功，那也是有意义的——失败的样板也是前车之鉴。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你要走出去，你不是带着妥协的心去的，也不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融合——那又错了，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产物，这个世界文化熏陶下的一个人，只不过我生活在东方而已，我可能比你们更西方，你们别烦我就行了。
我用我的方式“沿街叫卖”，我用我的方式和学者沟通，我用我的方式去打开那个市场，我希望在主流世界、文化中心的核心地带展开一个战役。
杜：你这个想法和很多海外中国艺术家不一样，他们中的很多都回到中国大陆了。
原：他们出去时和我现在出去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我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带着我的政治背景，作为在后马克思主义下被糟蹋了的一个混乱的学术组合的人，来到了美国的前线，去把这门生意做好——把我的艺术、我的思想传播出去。必须要有政治经济学的头脑站在这个前线。
杜：你想传播出去些什么？
原：是中国人的这种精神，中国人的很多文化从根基里是难以消除的。我觉得要发出正面的声音：今天中国的新一拨艺术家不求你的施舍，但求你看到我；不求你很便宜的买我的作品，我很贵。
杜：你要传播给他们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什么样的思想？你卖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原：中国很多艺术家出去是在求别人的眷顾，改变了的中国不等待别人的眷顾，而是主动呈现：我的好在哪里？我的优秀在哪里？过去中国等待的是别人的援助，现在很多好的中国企业走得非常前。其实企业界的很多思维方式已经走在了艺术界的前面。我们去的姿态不是被接济的姿态，我要传达的是一个中国艺术家的精神面貌、状态。我想也不只是我一个人，还会有其他人一起跟进。
杜：你刚才谈的是你的状态、你的方式。你到底要传播给他们什么东西？
原：我知道，你想要我说出来关于文化理念的东西，但我就不想谈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很缥缈，很假话，我不愿意讲。很多东西是在骨子里边的，我的所有行为就是我的文化。这种东西是让批评家和理论家去阐释我的，我就回避谈这个问题，不愿意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谈了太多又怎么样呢？重要的是新的发展模式。
杜：你觉得你这样去做的话，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能不能成功？如果成功，是什么样的具体成功？
原：我觉得我肯定会成功。我至少颠覆了中国艺术家惯用的模式，大家都在等待画廊、等待机会，我自己跑到第一线，我既是买家又是制造者。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经济是粗放的崛起，确实有很大的资本积累在民间，所以我现在非常倾向于和基金合作，画廊一张张的卖画，我兴趣不大。我很希望一个基金十个亿来和我谈合作，而且中国的基金将越来越完善，我希望我未来的作品是由这些基金来投入的。我现在的作品是这些艺术家中最贵的，我到了西方也是会更贵，不能让西方人廉价收购中国的艺术、文化。讲到底，我所有的作为都是用经济学的方式去解决文化问题。
杜：西方会买吗？
原：会的，我有能力。
杜：他们为什么会买？
原：因为我与众不同。因为我创造了一种新的方式，颠覆了别人一直以来的方式。在美国这样的前线，他要的就是“敢于去颠覆旧的东西”。但是我的这种颠覆不是扰乱制度，只是有我的独特性而已。我不是以野蛮的方式蛮干，这没有用。结构性很重要，我的顾问团队、经纪人团队、公关公司、媒体团队很好。我是用一种现代管理学的方式把“原弓”这个产品推出去，他的成功率比其他艺术家会快得多，三年或六年一定会刷新很多事情。
杜：你觉得西方喜不喜欢你？
原：我认为西方不完全是我们中国人诠释的道德社会。
杜：是利益社会。
原：那就可以了，我到了那边会建立我的利益堡垒，这个是我首先要做的事情。
杜：你目前有什么中短期的规划吗？
原：我想自然而然。这些是我的工作团队要去完成的事。当然，我们有很重要的数据，比如全世界最重要的收藏家、美术馆、博物馆。我努力的工作，并且设置了这样的模式，然后有专业的人去工作。我把作品做好，比如说画廊适合什么样的作品，美术馆适合什么样的作品，双年展适合什么样的作品。我应该在这样的范畴里研究我的学术、制定我的策略、制作我的作品，其它事情是我的团队去完成的。
杜：以你的这种经验，西方面对中国艺术界当下以及不远的将来要的是什么？
原：中国艺术家，整体上在西方没什么份额，作品也非常便宜。你的价格和西方人对你的文化认同是有挂钩的。我不是去西方卖作品的，我的作品全部卖给中国，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基金老板支持我，我需要他们的能量。我认为我是中国最好的一个做东西的人，艺术家不懂的我都懂，艺术家懂的我也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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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