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克莱因的作品大块黑白，可以看做是汉字书法的局部放大。
约翰·列侬的遗孀小野洋子，去年在台北艺术博览会上，见识她的一幅作品，在几米长的白色油画四联屏上，用油墨直愣愣地挥写出“春想、夏望、秋梦、冬眠”八个大字，底下随意涂抹几笔，匆匆急就，大片留白。作品挂在展场中，倒也震慑心目，颇有禅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年来笔者颇留意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战后至今，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多少受到东方思想尤其是中国书法的影响。屈指算算，还真不少。
较早的例子如保罗·克利，在他的抽象绘画中明显带有文字符号，类似象形文字或者金文大篆的意味。赵无极早年画风受克利影响甚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作品，以甲骨金文为画面内容，明显是克利的启发。
米罗的作品中书法符号的痕迹相对隐晦，部分作品曾到上海美术馆展出。里面有一个模拟中国手卷形式的水墨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老乡，另一位西班牙画家塔比埃斯(Antoni Tapies)则直言不讳深受中国的影响。他在回忆录里公开宣称东方智慧、老庄思想令他陶醉沉迷。“去接触东方文化经常能激起我的想象，我在长大的过程里常记着中国与印度才有真正的智慧，他们也是使诗与艺术能尽善发挥出来的一种人。”在晚年的一个采访中，他不无得意地说，“一个中国画家告诉我——在我的画中发现了自己的国家。东方人常常轻忽自己的传统而想和西方人一样，现在转而感谢我让他们重新发现中国。”在他的作品里，有许多文字和书写的要素蕴含其中，而且计白当黑，画面的空间感也处理得很中国，很书法，有禅学意境。
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如火如荼，其画风的主要特质可以说很“书法”。代表人物如波洛克、德库宁、米切尔(Joan Mitchell)等人，乱笔纷披，分明是美国版的颠张狂素。据说布莱斯·马顿(Brice Marden)对北宋黄庭坚的书法推崇备至，由此完成了极简主义向抽象创作的转变。马哲威尔(Robert Motherwell，1915 - 1991)又何尝不是这一路数，代表作品“西班牙共和国挽歌”系列，大墨淋漓的牛肾形标识，以及一系列纸上作品，书写的意味浓透了，有些分明就是汉字结构。
还有前年故世的赛伊·通布利(Cy Twombly)，是我心仪的一位抽象大神。他的作品，看似“乱涂乱画”，却有极高的精神指向，一派澄澈通明。通布利早年游历埃及，对象形文字碑记铭刻印象至深。二战期间，他参军在海军谍报部门工作，海上紧张地收发电报要求在黑暗中记下电文。这段特殊的经历，让他体悟，手不是眼睛的附属延伸，其本身有“眼”，有“灵魂”。故而“乱涂乱画”更直指人心，入如来真境。
坦率承认自己受书法影响的有弗朗茨·克莱因(Franz Kline)，他的作品大块黑白，可以看做是汉字书法的局部放大。他1930年代在伦敦学习的时候就留意东方艺术，关注搜集日本版画和书法。说来惭愧，向欧美输出书法文化的是日本，特别是一帮日本前卫书法家的努力，如少数字派代表井上有一、森田子龙等人。他们1951年创办的《墨美》书法杂志创刊号里，就在封面专题介绍了克莱因，还表示要把克莱因窃取的表现手法夺回来，创作出比他更好的作品。
苏拉吉(Pierre Soulage)和汉斯·哈同(Hans Hartung)都是法国有名的抽象画家，与赵无极是好朋友。他们的作品同样可以看到中国书法的味儿。阿瑞卡更执着，书法之外更迷信中国的气，他要求自己的作品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
毕加索说，“我偷取一切”。中国古老的书法精神，成为近百年来西方艺术家的活水源泉，至今仍不断发酵蔓延。艺术上的“偷窃”，只要“偷”得高妙，都是好事。有点不厚道的是，不少学者还出面帮助销赃灭迹，堂而皇之地宣称由西方自己完成了艺术的当代创变。这一点连他们自己人也看不过去，如包华石(Martin Powers)就曾撰文“抓现行”，为我们的老祖宗叫屈(“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读书》杂志，2007年第3期)。
最难为情的是我们自己不争气。反观国内的书画家，那些个书协主席副主席，除了“窝里狠”之外，数十年来恐怕只写出了一个“囧”字。吴冠中晚年以老大自居，嚷嚷着搞“汉字构成”，我看也是唬唬自己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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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