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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一幅被描述为“神秘现身”的“中国现存最早书法”，将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3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拍卖。
据悉，此件作品估价2000万元。有消息称，故宫博物院有意斥资购入。
这幅作品，名为《出师颂》，与一个距今1700余年的名人紧紧相连——索靖。
索靖何许人？晋代书法名家。史书记载，索少有出群之材。其书法以章草名动一时，十分地险峻遒劲。“其书名与羲(王羲之)献(王献之)相先后也”，可见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文献记载，索有《出师颂》传世。
在媒体炒作“索靖惟一存世墨迹”、“最古老书法待价而沽”、“西晋书法珍宝惊现”概念的背后，公众并不知情——专家对此件作品是否是索靖真迹还存在极大争议。有专家指出，国家级权威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徐邦达先生，在著作中都将此件作品认定为隋人(佚名)所书《出师颂》。
6月30日，上海一家媒体发出不同声音：是隋人书法还是晋人作品，《出师颂》墨迹引出不同看法。
尽管目前已有的报道中，尚无一位权威专家认定该作品为索靖真迹，但媒介的渲染，已经留下了足够的遐想空间。
2002年，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两次创下书画拍卖“天价”。嘉德公司春季拍卖会上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拍出了2530万元的高价；中贸圣佳2002年秋季拍卖会上米芾的《研山铭》以2999万元的高价成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天价”作品，《写生珍禽图》所引发的真伪争议至今未休，另一件的真伪在权威人士之间也有争议。国内艺术品拍卖行业巨头之一的嘉德公司，此番定向拍卖《出师颂》，2000万元似乎不是价格极限。此前媒体援引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南方一家博物馆有意以3000万元竞买。
“残卷合一”与嘉德“变脸”
《出师颂》上没有作者的落款，所以真正书写的年代不详，但是这幅作品一直流传有序。所谓的“流传有序”是指，唐代以后，宋绍兴年间入内府收藏，明代归著名收藏家王世懋，清归安仪周，最后又入清宫，乾隆《石渠宝笈》收藏。此卷于民国11年(1922)年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民间。
目前见诸媒体的所谓“残卷合一”，是指《出师颂》的正文与题跋两部分都被发现。“残卷合一”，背后有一个与嘉德公司密切相关的戏剧性的故事。
根据嘉德公司提供的资料和媒体报道描述，1997年嘉德公司从国内H城征得了一幅书法残卷，即《出师颂》后面的释文和题跋。当时嘉德公司的一位专家确定为宋元之间(明代以上)书写，后来在北京查阅资料从《石渠宝笈续编》证实，释文是宋元间不知名的人所写，题跋是元代的张达善书写。1997年嘉德公司秋季拍卖会上，这段残卷成为编号579号的拍品，估价25万——30万元，最终流拍。后被“一位非常熟悉的客人”“在竭力说服下”买走。
嘉德公司的这位专家称，6年来他一直在苦苦寻求残卷的正文，孰料在征集2003年春拍拍品的过程中，却意外地征集到了残卷的前半段。用该专家的话说，“破镜可圆，实为收藏界至幸之事”。
然而，嘉德公司在6年间两次推介涉及到《出师颂》时，却经历了一次悄然“变脸”。
1997年嘉德秋拍，这件编号579的《出师颂》后半段被定名为《跋隋人书史岑出师颂卷》，提要文字中指出，“此跋《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参见《隋人书史岑出师颂表》条”，在用相当笔墨推介张达善题跋的同时，也对前半段下落不明表示强烈惋惜。“惜隋人书今已不知下落，存者仅隋人书后之张达善题跋”；“痛惜隋人之书不知所归”；“但望他日，神物护持，隋人原书与此原跋，重缀圆璧。”痛惜之下，将《出师颂》正文看作隋人作品。
《出师颂》正文“神秘现身”后，嘉德公司的同一位专家在2003年第1期的《嘉德通讯》上撰文感慨“残卷完璧归赵，破镜重圆”，文中指出，“今天假大运于斯，数年孜孜以求，此索靖书出师颂重现于世，方知此卷全卷完整无缺的保存于人间，破镜可圆，实为收藏界至幸之事。”虽然认为是重圆，但《出师颂》正文已经被看做了“此索靖书出师颂重现于世”。同一篇文章依然提到原来认定为隋人书写，却没有明确给出此次定为“索靖书”的依据，只是文末列举了历代文献著录。
记者注意到，该专家在同一期刊物上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嘉德2003年春拍“尤其是一颗来自一千五百年前的‘重磅藏品’，必将引起文物界、收藏界的高度关注。——隋《索靖书出师颂》”。除了此处标明“隋”之外，另有一个明显的矛盾：索靖生于公元239年，卒于303年。索靖作品距今当有1700年，说“1500年前”则恰是隋朝距今年代。
在嘉德公司制作的2003年拍卖图录中，这件作品编号1657号，题为《晋索靖书 晋索靖出师颂卷》。标题下小号字标出，“晋隋间朝手写本”，这一正式文本中的表述立刻引起了媒体关注，上海《解放日报》据此指出，嘉德公司“也没有断定这是西晋索靖的墨迹”。但“晋隋间朝手写本”出现在拍卖图录的古籍善本册，在图录“中国古代书画”册也提到这件拍品，则明确标为“晋索靖(公元239—303)《出师颂》卷”。
在目前可查的相关报道中，媒体的消息来源主要集中在嘉德公司那位专家和徐邦达先生身上。
92岁高龄的国家级鉴定权威徐邦达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了兴奋之情，肯定了作品的价值，但关于作品年代，徐先生表示“宋人认为是隋人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晋代的作品，无论如何，不会晚于隋代。”徐邦达先生还表示，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陆机的《平复帖》为现存最早之传世墨迹。
可见，徐先生并没有认定这是索靖所书，并且“最古老书法”之类的说法，也不是来自徐邦达先生。本报记者对数位书画专家采访中了解到，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现存能得到公认的最早的名人传世书法作品。
据媒体报道，嘉德专家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现在虽然有些专家认为此《出师颂》也不是原件，是隋代摹本，但晋隋之间相距不过两百多年，即便是隋代摹本，那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作品了(编者注：原报道如此)。”
媒体“免责”还是嘉德“免责”？
到底谁该为“索靖真迹”、“现存最早书法”之类的说法负责？媒体，还是拍卖行？
有关专家对媒体炒作提出了严肃批评。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书画研究院副院长王伟平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质疑了“索靖真迹”说法，同时指出：如果这幅作品以2000万元的高价成交，媒体的作用在50%以上，如果媒体不宣扬，1000万元都卖不掉。宣扬后，价钱会翻10倍。眼见才是实，所有的问题在于媒体是道听途说还是具体的调查了解。
新闻学者指出，近些年由于新闻侵权官司不断发生，媒体不断加强了自我保护能力。具体表现为客观平衡的报道手法，明确交待消息来源，加强对消息的调查验证。记者比较了可查的《出师颂》报道，都交待了消息来源，而且多数报道对《出师颂》发现过程的报道，与嘉德公司的宣传材料基本一致。学者指出，尽管有消息来源可以成为媒体涉讼时的抗辩理由，但媒体还有对消息进行核实的责任。就此次《出师颂》的相关报道，可以确定的是，多数报道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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