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瀚如
1月19日，时代美术馆推出了“自治区”展览，被业界称为“2013年广州第一个学术展”。21日，参展艺术家理戈在广州恩宁路展开了主题为“我们这一家”的社区活动，邀请街坊用画笔或挥春等形式，描绘他们心中的理想生活。
该展策展人侯瀚如出生于广州，上世纪80年代出国。他小时候居住在大新路社区，今天已经拆迁过半的恩宁路亦是他幼时的重要记忆。重返故地，他接受记者记者专访。
记者：“自治区”展览放在广州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侯瀚如：我并没有在其他地方提出过这个项目。但是，广州的确是开放一点，特别是每一个人的自信，要比其他地方强不少。这种“自治精神”存在于这里的个人、机构，甚至街坊邻里。因此这个概念并非我所提出，其实已经存在在这里。放在广州，一方面让更多人可以交流；另一方面也是这里的真实情景。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展览，让这种情况保留，并延续下去。
记者：在广州乃至全国，不少地方已经像恩宁路这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出了国的广州人，这些变化对您的艺术实践有怎样的影响？
侯瀚如：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一直是我所思考的。而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全世界的问题，珠三角就是全球化发生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而它的历史和地区特点，让它成为同类情况中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之一。
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我都关注艺术和社会的关系。艺术已经不是纯粹做一件好看的作品就够了，更需要关注它能在社会里发挥怎样的作用。一方面，艺术是社会不同声音，特别是批评声音的表达；另一方面，艺术在用一种其他语言无法替代的语言，给予人们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在展览中，艺术家的作品并不是说教和图解，而是用诗意进行比喻式的表达。艺术就是表达这种想象最好的方式，我们永远需要梦想。
广义的“自治区”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它可以是行政区域，也可以是个人内心的独立地带。乌托邦存在于每一个时期人们的心中，隐含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想象力。人们不能失去这样的希望。同样，如果一个社会机制失去动力，无法让生活在这里的人过得更好，那么这个社会机制就难以持续下去。
记者：在理戈的作品中，在材料上加入了恩宁路的废弃砖瓦和门板。作品和广州的关系是怎样的？
侯瀚如：这件作品原本运用了在墨西哥搜集的材料，但艺术家不仅仅搜集材料，更与当地的居民直接地讨论他们的诉求。我认为，艺术作品，特别像理戈这种项目，应该和当地产生交流。这件作品并不是要放在广州，让观众知道远在墨西哥的社会运动，而是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共同点放在一起呈现、分享，并与当地的文化、社会的诉求以及个人的想象力对话。
如今，这个世界的很多地区都经历着城市化、全球化的过程。像恩宁路这样的拆迁，对于历史、文化和记忆的“拆迁”，都并不是只有中国才存在。因此展览带来了很多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相似例子，它们都是资本权力在作怪。这些作品都隐藏了可以供我们比较的情形。因此，虽然展览发生在广东，与观众有直接的交流，同时它亦具有世界性。
记者：无论是现实或艺术中的“自治区”，还是被拆迁的居民，都处于这个社会的边缘位置。可以说展览正是关注这些边缘的群体吗？
侯瀚如：边缘首先可以理解为独立的立场。比如艺术本身，就是少数人的活动，但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稀少，而在于它能集合起来表达出社会里的共同问题。艺术的表达语言令到它边缘，但对我而言，它讲的是关乎社会多数人的问题。
在不少国际大城市里，它们的空间有六成以上都是贫民区。因此，所谓的边缘人群，其实他们是很普遍的，甚至是这个社会的主体之一。他们只是在话语上处于边缘，在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上处于边缘。所以，怎样让这些真正的大多数发出声音，这是艺术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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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