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是艺术品市场的重要中介，它虽然不直接参与经营，但对艺术品价格作用巨大。所谓大众传媒，本身便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其形式包括印刷媒介（如报纸、杂志、图书、平面宣传品等）、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等）和新媒介（如网络、手机等）。大众传播借由专业机构组织、运用复杂技术向不定量受众大面积传播信息，具有覆盖面广、导向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效率高等长处，其影响力之大，为个人或其他社会群体所不及。
大众传媒的优势，正好符合艺术品走向市场的需求。
在艺术品市场，艺术品的价值经常体现为符号价值，买家判断艺术品价值不仅看重其客观物理属性，很多是对艺术品和艺术家地位的主观理解。媒体的曝光最能吸引大众眼球，曝光度和传播面共同打造了艺术品的符号价值。像所有的奢侈品消费一样，艺术品消费者会从艺术品的符号价值中获得巨大荣誉感，艺术品或艺术家的知名度越大，其价值会越高，买家为符号价值付出的金钱就越多。这让大众传媒成为艺术品获取溢价的必由之路。
知名度可以提升艺术品价格，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以绘画市场为例，徐悲鸿和颜文樑同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人，但前者因为在民国时期便参与众多社会活动，且常与国家政治相关，新中国建立后还首任全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所以在业内外都名气极响。而后者因为一生勤恳，社交活动极少，又无惊世之举，名气寥寥。与之对应，前者的最贵画作成交价近2亿7千万元，后者最贵的不过700余万元。同样，在“民国六大新女性画家”中，身世坎坷的潘玉良知名度最高，画价自然最贵，其作品成交量、总成交额、最贵价格都居其他6位画家之首。
究其原因，除了徐、潘两人自身的艺术成就外，媒体的广泛传播不无关系。笔者粗略统计，解放以来出版的关于徐悲鸿生平、思想及作品的图书已达100余部，以徐悲鸿为题目的报刊文章、硕博学位论文，多达900余篇。潘玉良在世时画作极少卖出，石楠的小说《画魂——张玉良传》于1983年发表后，经多家报刊转载，形成“潘玉良热”。之后的20余年里，该书先后出版10余种单行本，并有电影《画魂》、音乐连续剧《潘张玉良》等播映演出，潘玉良遂成大众关注的热点人物。
当代画坛中画价名列前茅的吴冠中、陈逸飞等，同样与大众传媒关联密切。
1979-1981年，吴冠中在美术界最权威的刊物《美术》上连续发表了大量激进观点，成为中国美术打破僵化的急先锋。2007年前后，他炮轰官办画院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吴冠中全集》，引发圈子内外的瞩目。陈逸飞的《双桥》于1984年由哈默赠给邓小平后登上联合国首日封，被海内外传为佳话。1990年代陈逸飞回国亲自涉足大众传媒，先后拍摄电影《海上旧梦》、《人约黄昏》、《逃亡上海》并屡获国际大奖，之后还创办了时尚杂志《青年视觉》、《东方视觉》、《逸飞视觉》丛书，以致声名远播。
如今是大众传媒和市场联姻的时代，它们共同牵引着艺术品市场的视线。
一方面，大众传媒的信息对艺术品买家决策至关重要。它对艺术家及作品的报道、评介，能够迅速引起公众注意，甚至能影响公众的审美标准、鉴赏品位以及购藏时尚。同时，大众传媒反映公众的需求，为买卖双方创造了互动平台。在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可能通过信息加工，有意误导市场参与者。大众传媒和市场合谋能够导演出各式市场热点、亮点，从而给双方带来丰厚的广告效应和经济回报。
利用眼球认同引起大众兴趣、制造娱乐偶像，可以使陌生面孔变得熟悉，也让大众媒体和艺术家实现双赢。资深媒体人詹皓述及艺术家迅速致富的一大捷径：将画册设计成超大开本、豪华装潢，再请名家题名、作序，然后大量印刷派送。办画展时请报刊记者做超大篇幅报道，拍电视专题片在黄金时间热播，结果可想而知，与水平差不多画家相比，其画价必然高出若干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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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谈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