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画中的翟永明，忧郁的眼神中投射出宿命、恐惧和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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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多苓曾给翟永明画过一幅肖像素描，画里的眼睛投射出宿命、惊恐和漂泊，但近两年照片里的她带着从容练达，有现世安稳的底子。翟永明承认年轻时是一个羞怯的人，有点胆小，不大喜欢跟陌生人接触，和人交往容易紧张，缺乏安全感。很大的一个改变是从她开了“白夜”以后，她必须和陌生人打交道，不可以再回避现实。到今年，“白夜”十岁了，这十年她也有比较大的改变，影响到气质，甚至是表情。

　　出人意料的是她喜欢呆在家里写作，自己动手煮一杯蓝山咖啡，看看书，进入一种写作状态。开“白夜”之后，最初的几年，她也常到酒吧喝酒喝咖啡，但从没有真正坐在“白夜”写作过。回想起来，这十年，她并没有像村上春树那样，靠在酒吧写作赚了钱，又卖掉酒吧去专业写作，也不像波伏瓦那样在酒吧清淡时，埋头在咖啡桌旁写出一本又一本等身著作，而是骂骂咧咧、厌倦又和好，和好又厌倦地与“白夜”纠缠了十年。

　　最有成就感的事：当年的辞职

　　翟永明是1986年底从单位辞职的。她之前所在的单位是西南物理研究所，待遇、福利都很好。要是当时不从单位出来，那她现在最差都是高级工程师了。但是，在这个严谨的科研单位，让她觉得非常压抑。她那时与一些文学艺术界的朋友来往，他们大都留着长发，甚至被单位的人认为是交往了一些坏人。连她自己也没有料到，辞职的契机居然是赫赫有名的“青春诗会”。在第一届曾以青春诗会专号的形式，让北岛、舒婷、顾城等一夜走红。1986年，北京的《诗刊》社举办“青春诗会”，邀请她参加。在那届诗会上，她发表了组诗《女人》。回来后，遇到些非议，一气之下，就辞职了。有一次一个问卷问：“什么是你自认为最有成就感的事”？她回答的便是：辞职。

　　1986年《诗刊》社在太原举办“青春诗会”，在那儿她认识了韩东和于坚，那也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那时于坚不胖，耳朵也还好。韩东当时言谈举止已很成熟，但实际上则年轻得让她不敢相信，后来她与他们俩成了很好的朋友，她还记得当时她对韩东说过一句话：“这是我第一次与比我年龄小的人成为朋友”。因为那时，她周围的朋友都不年轻了，也很成熟。

　　1996年，她出版了散文集《纸上建筑》。从此，她就准备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但中国稿费太低，所以对于她来说，一个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能挣点生活费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是她一直向往的。因为这一念之想，她开了“白夜”，那是十年前的事了。“白夜”是酒吧街上的第三家。

　　“白夜”：平凡的人给我最多感动

　　当然，“白夜”只是她的一个生存背景，她赖以生活的地方。而更为重要、更吸引她的，依然是写作。

　　取名“白夜”，正是想要有一些文学性。当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白夜》有关，也与她当时喜欢的巴希利科夫的电影《白夜逃亡》有关，但同时，这是一个语义复杂的名字，可作多种解释：文化上的、地理上的、寓意上的。而且更为巧合的是，它与她的名字，产生了一种奇崛的暗合。这倒是事后别人悟出来的。

　　当记者问她作家无非是手艺人，那接点别的营生，对写作有影响吗？她的答案是，作家有其他营生，只会给他的写作提供一个开阔的视野和观察社会的机会；作家没有其他营生，也就没有为自己创作枯竭找到的理由了。

　　“白夜”十年，难忘的事一幕又一幕。最让翟永明难忘的是1998年，钟鸣厚厚的三大本《旁观者》出版了，她在白夜为他搞了个首发式。在签售书时，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临。她手持一大束百合花，递给了正在签名的钟鸣。声称自己是钟鸣的崇拜者。今天，只是前来送花。并且亲口告诉他这一点。不知所措的钟鸣，在女孩就要转身离去时，刚好反应过来，还来得及给了她一个深深的拥抱。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每年钟鸣的生日，总能收到一个精致的礼物。这个礼物，一如既往地在钟鸣生日当天，被神秘地送到白夜，由她转交给他。十年来，生日礼物一次也没少过。

　　甚至有文学青年夸张地说，去了成都，没去“白夜”坐坐，算是白去了，那里举办过寒碜但个性张扬的签名售书。成都的文人圈、艺术圈，与白夜的关系，当然是她这本新书的主角，翟永明认真地说“有些酒客在白夜发生的故事真的跟小说一样”。

　　2005年，她办成都诗歌节，诗歌节后来被取消了，她和朋友们白忙活了小半年。但惟一有收获的是成都女诗人张宓。

　　当时翟永明和何小竹请她来做助理，结果就在她们策划诗歌节的当天，谈完事后，张宓坐到隔壁的一张桌子去了，结果，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马上就坠入热恋。从此就消失了，也没来帮忙。诗歌朗诵会那天，张宓来了，向她道歉。说她没有来帮她是因为她要结婚了。这个消息安慰了翟永明。她说：“这是失败的诗歌节中惟一成功的事”。

　　第三代诗人马松的醉酒史也与“白夜”有关，马松在白夜醉过的次数都数不清了，他醉了一定要在在座的酒客里找到一个假想敌来骂，但每次都已醉得骂不出来，只能用手指着那个人，一直指着。李亚伟老说：“多少人想剁掉这只手指呵”。

　　想当年，“白夜酒吧影音周”开幕时，聚集了成都很多艺术界的活跃人物，大家挤在加了外罩的白夜酒吧里，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影音周历时七天，放映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短片数十部。后来举行的多次朗诵会，也是坐得满满的。白夜读书会历时近两年，一度有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她没有更多的时间组织讲座，读书会渐渐冷下来。

肖全镜头下的翟永明从容练达。

　　成都：盛产诗人的城市

　　当然，也有很不如意，生意清淡的时候，毕竟，她不是擅长经营的人。最因难时，确实想过关掉算了。但还是舍不得。最近，她在成都新修复的宽窄巷子里找到一个小小的院落，准备换一个地方。下一个十年计划就是在新的白夜里搞一些以前受地点限制，没能做成的活动。

　　她常常被问到“为什么成都出那么多诗人？”在她的印象中，有一张照片能代表成都，盛夏，成都人搬着桌子穿着短裤在河里打麻将，在翟永明看来，何止是河里，成都人打麻将喜欢选择有情趣的地方，他们不会像上海人在家里打麻将，比如桃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农民就搬出桌子在桃花树下打麻将，荷花池边，菊花旁边，所有风景优美的地方。有时候，那个盛大场面真有点行为艺术的味道。拍成照片，就是杰弗昆斯的作品呵。成都人小富而安的心态，使他们有时间去细细体验生活。当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生活变成次要的东西，这挺可怕的。翟永明说：“李陀到成都来，说过一句话，她觉得有道理，他说成都就好像一个人，用他的慢对抗全世界的快。闲适、古风犹存是成都产生那么多诗人艺术家的基础”。

　　末了，翟永明说“遗憾的是许多人离开了成都，但未见得离开了诗歌。只不过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女性主义：“超越性别的写作”是策略

　　有人说，一个诗人写出一句被千古流传的诗句，此生足矣。

　　“在古代

　　她们并不这样

　　她们只是并肩策马

　　走几十里地

　　当耳环叮当作响

　　你微微一笑

　　低头间

　　她们又走了几十里地”

　　写这首诗，是因为她在与朋友交往时，发现现代人都已经没有能力像古人那样去爱人了，不能、也没有时间去细细体味恋人的笑容，也不能像古人一样，从“她”耳环的叮当作响中，听到爱情的信息。她说：“现代人虽然有铺天盖地的信息交流手段，并不如古人一句‘后会有期’，或者‘并肩无言地走几十里地’，所带给双方的心灵相通相知的感觉。”

　　网上有评论指出，她早期的诗歌，有一种狂放和恣情，其女性主义的立场也是十分急切。好似想要自她证明与自她表达的语气，就像随时要跳起来辩驳一样。但是从2002年的诗集《终于使她周转不灵》来看，紧张而峥嵘的拳头松开来变成柔和的手，接受更多的东西，也被更多的东西所接受。翟永明表示，这个过程正好相反，早期她内心里的女性主义观点，在作品里表现得比较急切，外露，但她并不与人激烈争论。当然跟性格也有关系，那时她的想法，思考，极端的冲突都是通过作品来体现。

　　女作家包括林白，陈染，一听到记者问有关女性主义的问题，就不太愿意正面回答，这是为什么呢？翟永明表示，女作家都怕谈这个话题，仿佛一谈就被这个标签定义了。也就是说意味着你的写作，是受局限的。女作家全都被打包，捆绑销售。现在媒体又把“美女”这样的标签，贴到女诗人身上。这种情况已经超出文学批评的范畴了。当然女性主义文学，肯定涉及性别问题。但此外，还涉及文学的技术层面。另外，这种界定也不大从女作家的个体出发来讨论，而是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她也难逃这样的标签；尽管她的诗歌远远不止这个主题。由于这样肤浅的阐述，对女性产生一种压力，大家都生怕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因为这个标签已经被妖魔化了，所以人人都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大家最爱说的就是，“她是超越性别的写作”，怎么可能超越，只要性别附体，就超越不了。当然这也是种策略。她也可以这样说，但她不会这样说，“因为我不想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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