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美术馆在国内众多美术馆中脱颖而出,当代艺术尤其是当代摄影这一块起了很大作用。在王璜生任馆长时期,广东美术馆对当代摄影的整套收藏,典型的如2003年的《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图文专集展》,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型的纪实摄影展览。与其他美术馆不同,广东美术馆把目光转向‘真实地记录社会’,关注个人对社会的观看。”中山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杨小彦认为,能够做成这样一个标志性展览,与广东美术馆坚守的某种“独立人文精神”有关。

　　2005年,王璜生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来信,信中提到一个并不知名的人物“王子云”,王子云的儿子王芃称,父亲留下一批民国时期在西北文物考察时留下的珍贵文物拓片,希望能举办一个展览。当时王芃几乎把这个信息寄给了国内所有的大型美术馆、美术学院,但没有接到一封回信。只有王璜生看到这封信后立即拨通了王芃的电话。结果,王璜生团队触碰到一段被淹没的历史:1940年至1945年,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涉足川、陕、豫、甘、青5省,历时5年,由国民政府于佑任亲自委派,在战火硝烟中保留下大批珍贵金石拓片、北周石棺石刻画等宝贵文物。展览由广东美术馆推出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王芃为此深受感动,并将这批珍贵文物捐赠给了广东美术馆。

　　杨小彦认为,一个美术馆的基本功能不在于简单的陈列展览,还包括有思想性的收藏、研究、对历史和当代作品的梳理等,广东美术馆做到了这一点。

　　“王璜生给广东美术馆的定位很明确:立足广东,辐射全国,兼顾海外。他在艺术上不只注重传统艺术,还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到更多当代艺术领域。在运作模式上,王璜生以一个美术编辑的学养挖掘地方画的史料,做展览、出版物,他有一个系列性、连续性的操作,这也是体现他治馆思路的地方。”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主任陈履生说。

　　一个馆长应该是艺术家加管理者

　　“绝大多数国外美术馆馆长的基本条件是:出身艺术世家,或者他首先必须是一个专家,懂得艺术史和博物馆的功能和运作。”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美术评论家郎绍君说。

　　在艺术与市场对接的年代,喧嚣和利益诱惑带来浮躁,进入许多国内大型美术馆举办展览的门槛有时候就是缴纳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费用。这在广东美术馆是被尽力杜绝的。王璜生说,“很多人可能会埋怨我为什么不多收一些钱,改善一下美术馆的经费状况,但我想,严格把关艺术品质是广东美术馆的生命线。”

　　每年,广东美术馆接受的政府拨款仅有50万到100万元,但常常一个普通的展览都要几十万元费用,遇到“广州三年展”这样的国际性展览,费用高达1000万元左右。“在政策上,国外的博物馆享有其他优惠,比如免税政策,但国内艺术馆大多制度上不完善,能够成功运营一个有国际影响的艺术馆,跟馆长个人是有很大关系的。不仅要求馆长懂艺术史,还要求他是一个成功的管理者。”郎绍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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