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看，我觉得今年的当代艺术理论国际研讨会（ SITAC）充满争议是必然的。这个墨西哥城每年一度的艺术理论研讨会举办至今已经是第八届，今年的主题是“盲点”，由美洲协会（Americas Society）视觉艺术总监Gabriela Rangel组织策划，重点分析“女权主义、电影、行为等最初以当代艺术批评和理论领域的‘盲点’或‘污点’面目出现的激进话语和实践。”纸上谈兵总让人感觉温柔无害，但有关话语边缘化的讨论难道不该至少激起一点点冲突吗？
　　
 

　　左：P.S. 1总监Klaus Biesenbach和艺术家Silvia Grune。右： Kurimanzutto画廊。（摄影：Martha Rosler)
　　
　　连续飞了十七个小时加上为转机在戴高乐机场的一阵狂奔之后，我终于坐上到机场接我的班车，来到位于 La Condesa区的精品酒店，酒店距离另类艺术空间La Panadería仅隔几个街区，2000年我曾在那里担任过总监。刚进房门，一段new age音乐和软性色情录像就把我搞得晕晕乎乎。仔细一看，这是专为每位下榻嘉宾准备的“录像艺术”频道。过了一会儿，我被带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很多其他受邀发言人已经到场，正在互相见面打招呼。开始大家聊的都是无关紧要的玩笑话，但当Patronato de Arte Contemporáneo(PAC)的联合创始人Patricia Sloane 向艺术史学家Lane Relyea以及会议联合组织者Jennifer Sorkin解释完当地顾问如何提出把“女权主义”一词从研讨会题目里拿掉，以免将那些对这个词不抱好感的观众拒之门外以后，轻松的气氛立刻急转直下，变得严肃起来。
　　
　　我因为倒时差的缘故没有参加会议前的强制艺术及文化旅游活动，包括参观Javier Téllez在 Sala de Arte Público Siqueiros (SAPS)策划的展览。几天后，我去看了这个展，和许多之前已经看过的人一样，我也觉得这是本次旅行中看过的最好的一场展览。中午，Kurimanzutto画廊做东请大家吃饭，地点就在该画廊相对较新的永久展览空间里（空间工业化的壮观外表只有新开的LABOR画廊可以与之媲美）。我和Klaus Biesenbach坐一辆车（这是他2002年在P.S. 1策划了备受争议的“墨西哥城：有关身体与价值兑换率的展览”之后第二次回来）。我们聊到墨西哥艺术圈目前的两极分化和业内竞争，最后同意归国妄想症真是不可避免。话题接着转向柏林，他嘲笑我学德语的想法，讽刺地说：“德国这个国家不值得你去学它的语言。”（我承认我对美国也是这种感觉。）
　　
　　和所有如此规模的活动一样，本次研讨会也有高潮有低潮。会议期间天气恶劣，一直阴雨连绵，巨大的会场温度几乎接近零下，与会嘉宾经常要裹着无数条围巾还有毯子发言，这些保暖用品都是PAC总监 Aimée Labarrere de Servitje 从家带过来的。会议内容既有正式的学术论文——Tom McDonough对六十年代早期巴黎电影日常生活场景的比较分析；Rita Eder对墨西哥先锋录像艺术家 Pola Weiss的重新发现和研究（“精彩得令人乍舌！” Museo Rufino Tamayo总监Sofía Hernández Chong Cuy当天晚上对其赞不绝口）——也有更亲密的艺术家谈话性质的演讲，发言人包括Martha Rosler、Vasco Araujo、Dias & Riedweg、Kader Attia。“个人是否仍然是政治的？”对于这个问题，Silvia Gruner的回应是伴随一系列迷人的蒙太奇影像朗诵一篇经过深思熟虑后写成的自传体文章（题目起得非常恰当，叫做“过量的我”）；Judi Werthein则表演了一段古怪、MC风格的正在进行中作品（Obras contadas）。策展人Sabine Breitwieser讨论了Valie Export为奥地利女权主义实践留下的遗产，这部分最后由答辩专业户 Relyea做总结陈词，她即兴呼吁大家“多点儿分歧，少点儿共识”，诡异的是，她的号召变成了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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