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雕塑家刘若望的作品形态表情各异，但都饱含着一股喷薄欲出的阳刚之气，我想这种环绕作品挥之不去的阳气，既来自艺术家的少年壮志，也反映了这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崛起，在一个缺乏信仰的时代，这是一种最为珍贵的民族正气，一如梁启超先生所说：“信仰即神圣。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

　　唐人杜甫尝有诗云：“元气淋漓幛犹湿”，用来形容中国绘画中那种得意忘形，大气磅礴的自由精神。我看刘若望的雕塑，就想到穿透黄土高原的高亢的信天游，刘若望来自那里，在他的身上，有着黄土塬上厚重的文化积淀，也有着艰难困苦所养成的质朴单纯，更有着对于未来生活的炽热理想。由此，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青年艺术家，刘若望没有大都市出生的青年一代的优越与无忧，却具有超越文化与地域局限的历史反思，这种反思穿越了历史的叙事，着眼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的尊严，而历史记忆则是刘若望现实情怀的反思之地，中国人的精神面孔在他的雕塑中被重新塑造。

　　虽然是雕塑，刘若望并没有局限于西方雕塑常见的形体塑造，而是在色彩与材质乃至人物组合方面，都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某种因素，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刘若望作品中的普通农民，具有红色的脸庞，像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关云长，面如红枣，不仅具有一身正气，而且还有喜庆与吉祥的含意，他们所穿的衣服，则是关中地区常见的青黑色。在《仪仗系列》中，现代战争中的士兵却具有出土陶俑一样的泥土色彩与质感，其中所具有的来自大地、回归大地的轮回意味非常值得回味。而他作品中的人物的密集排列，则与秦汉陶俑的军阵有着艺术上的文脉关系，鲜明地揭示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群体性力量与向心性的统一精神。

　　在刘若望的作品中，“英雄”不仅作为一种人生的理想，也作为一种历史的追忆，成为他的主要表现题材。无论是《天兵系列》、《人民系列》，还是《仪仗系列》，所有人物的情绪与姿态或平静、或高昂，都具有英雄那种全神贯注，死生度外的坚毅气质。值得注意的是他作品中的英雄不是高高在上的特殊人物，而直接创造平凡历史的平凡人物，这里所说的“平凡历史”，是指那种并非创造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了那种最广泛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历史。即使是在材料的使用与人物的姿态上，刘若望也保持了一种平凡的质朴与单纯，例如，他很少使用现代大工业的不锈钢材料，也不过分炫耀铜质材料的古典高贵感，他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复杂的动作与夸张的造型，而是像中国古代石窟中的佛像那样，有着无言端坐的宁静与沉稳，连衣纹也简化到最简单的样式。这使得他所表现的英雄人物具有了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和性，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展现了艺术家的平民意识和英雄来自于人民，人民就是英雄的艺术观和历史观。刘若望让英雄回到人民中间，让历史呈现出更为纯朴的本来面貌，即使是他所创造的《天兵系列》，也还是兵而非将，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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