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望作品中的“仪式”观念，也是值得我们深入体味的。古往今来，我们见到了许多仪式的出现与消失，但有许多仪式，却永久地承继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文化价值，它们常和重大社会节日、行动相关联，由某些社会组织所设计，并且以一种稳定的继承延续了某种具有永恒意味的价值传递。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中，仪式普遍被视为提供了将信仰主观化并使其变得“真实”、“个人”的一种手段。通过仪式，人们才有可能将自己与某种先辈的精神文脉联系在一起，从中获得自己的身份与位置，进而确立自己在文化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存在。

　　刘若望的作品，与时下流行的工业化城市生活似乎是背离的，他没有表现城市的流行生活，却将目光投向了历史，投向了仍然处于现代社会边缘并且不断边缘化的农民群体，这反映了当代艺术中有一种潜在的民族寻根意识，这是中国经济和平崛起国力强大后必然会伴随的民族复兴潮流。刘若望作品中的陕北农民，在高原上放声高歌，不仅是在述说着中国农民个体的悲喜交集，更是将艺术家本人难以自己的少年情怀，转化为深厚宏大的历史反思。

　　我从刘若望的作品中，似乎看到他就站在高高的黄河岸边，迎着塬上的大风，他在沉思默想，他使自己的意识从困顿平淡的日常生活里游离出来，在冥冥中转向远古的金戟铁马、号角连天，那些远古的灵魂因此得以潜入他的意识，并且逐渐以鲜明的现代英雄的形象呈现出来。刘若望在一个虚构的结构里构建现代人的群体形象，恢复我们与民族历史的文化联系。在我看来，当代艺术中英雄形象的重新出现，与一个民族在持续发展中的自信心的增强有关，反映了一个东方大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对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渴望。

　　刘若望作品中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表现为“纪念的状态和内涵”，它不仅有巨大的、持久的、艺术中的超常尺寸的含义，也指在历史中那些显著的、重要的、持续的价值。很显然，艺术家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的体量，表现为超出常人想象的尺寸，是有其价值判断和突出重点的。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一文中，称希腊神殿“作为艺术作品开启了一个世界，同时又反置这一世界于土地”，刘若望作品中的人物，均具有独立的台座，他们通常在室外展出与周围的建筑和环境形成一个具有纪念性的场所(例如他的《人民系列》中的人物就屹立在金风秋草的荒原上)，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它们“把各种生命及其关联方式聚拢起来，合成一体，在这潜在的关联中，生死、祸福、荣辱等，俱以命运的形态展现在人类面前。而这一关联体系包容的范围，即是这一历史民族的世界。”刘若望提供了一个具有公共性的雕塑与环境的共同体，通过这个共同体，每个人把他们的存在与历史相联系，获得他们在历史及社会中的位置感。刘若望的作品把我们从日常的平凡中召唤出来，使我们回想起那种支配我们作为社会成员的生活的价值观;它召唤我们向往一个更好的、有点更接近于理想的生活。

　　当然，刘若望还相当年轻，他对于历史的理解不同于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他的解读是建立在个人生活的经验基础上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并非都是深思熟虑后的有序表达，其中也有许多随机与偶然的因素。他对于历史的看法，也还有困惑与不解，茫然与宿命。但所有这些，都不影响他作品中来自内心的真实与诚恳，总之他的雕塑艺术具有当代雕塑中稀缺的朴实与凝重，一种来自草根的坚毅与自信，他是真正地为自己而创作的。

　　2008年3月6日

　　殷双喜 博士、艺术评论家，中国雕塑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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