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界仁

10月，台北市立美术馆(简称北美馆)正在举办台北双年展。此时，北美馆的地下室灰暗、迂回，偶尔有水会从天花板漏下。2009年台湾“国家文艺奖”—视觉艺术类获奖者陈界仁的编年展便在这里举办。

走在这个阴暗的地洞，看到的第一个作品是陈界仁的代表作影片《凌迟考》。在黑白默片与慢镜头对凌迟这一残酷刑法的双重解析下，不少观者可能会害怕，迟疑着不敢全身投入观影室，只好稍探头进去观看。但也有年轻人平静地坐在地上观影，手里捧着笔记本和笔。

陈界仁一向以暴力美学闻名，他说“残酷并不是恐怖，它有意义”。对他而言，“地下室一向是沦为边缘艺术家的展览空间，但其实空间不代表意义”。何况，“在地下可以骂得更加痛快”。

这次，陈界仁跟北美馆是闹僵了。陈界仁责骂北美馆作为公共空间，却成为政客借由吸引人潮而累积政绩的工具，忽略了台湾在地的文化生产。他毫不犹豫地批判，“从马奈到毕加索都是烂展”。这次展览以后，他宣称，“在北美馆没有变得更好之前，我不会再回来了。”

当然，陈界仁的反抗行动远远不止这些。还包括他的作品，一向以人道主义立场，攻击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强权为宗旨。尽管他不断质疑体制，他还是顶着体制给的光环：台湾艺术家受邀到国外参展的铁定代表;目前唯一得到欧洲人认同的台湾摄影师……11月，我们会在上海双年展看到他，以及12月份北京的陈界仁个人展览。

但到现在，他做艺术这行名气响亮却还是负债，因为“我不会骗那些本来根本不鸟我的收藏家我的作品已经卖完了，其实还堆在我仓库里”。

曾经困惑的文艺青年

台大附近温州街的狭小空间，是台北文艺青年的聚集地。狭促的楼梯旋转至二楼是陈界仁的工作室，正厅靠窗摆着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两个半小时的采访，烟灰缸里的烟头越来越多。50岁的陈界仁满头泛灰的短发，他习惯穿黑色纯T恤配黑裤子，穿着人字拖往来于工作室与家，也许只是口袋里装了点钱和钥匙。

如果镜头回到陈界仁的儿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是有名的世界工厂。那幅画面，如同解严后的1988年，陈界仁第一次到北京所看到的景象。到处是灰色的刚硬、标准化建筑，无数的加工厂及穿着工服的劳工。走到哪儿都是一股呛鼻的煤球味。

这种成长记忆中铭刻的氛围感，被陈界仁带入到大部分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总让人觉得线条很硬、灰色及弥漫着幽微的压抑。

在创作之前，陈界仁的困惑期算得上很长。

他自言小时候不会念书，只好随天性去画画，念了高职。但是高职对他来说是个形式主义的地方，既没有传统的精神，也跟现实无关。二十出头的他，伙同一群朋友，借由在西门町蒙上黑布，大吼大叫半小时，结束。当时正好是台湾增额“立法委员”补选的时刻，政治的气氛很敏感，后来情治单位还一直在查这件事。偶尔，陈界仁会到温州街附近的地摊上找到一些盗版的《马克思主义》、《30年代中国文学》。但陈界仁在当时与所谓学院派几乎没有任何接触，没有进入所谓的“艺术圈”。

二十几岁，他也开始赚钱。他到动画公司打工，甚至有机会到大陆发财致富，但他拒绝了，“我不想成为一个纯粹赚钱的机器”。

1988年，陈界仁二十八岁。这时候的他有很多困惑。为什么会有“戒严”?为什么父亲会跟着国民党过来台湾?为什么房地产暴政可以随意剥夺人的居住区?最重要的是，自己是谁?

他想不清楚，做什么事情的动力都没有。直到1996年，接近快八年的时间，他靠摆地摊的弟弟养活。三更半夜的街上没有人影，他游荡着，毫无目的地幻想。常常一天说的话只有“老板，给我一包白长”。

长长的独居生活带来了一些后遗症。“若一天内必须要打三通以上电话，就好像有很多工作”。多年后，他回忆起来，自己也有些懵懂，“我真没想到时间过得那么快”。提起当年对弟弟的依赖，他的声音有少许的尴尬，却也觉得温情，“这是家人之间的相互支持”。

直到1995年的某一天，陈界仁突然觉得自己想通了。至于想通了的答案是什么，“答案很土，我搞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加工厂工人，我们为什么会走向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等等。”对陈界仁来说，这些答案或许很简单，但是他要花很长时间去理解、去相信。“‘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这个口号很简单，但我们在情感上去理会才关键。”从情感出发，他又有了去创作、诉说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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