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陈界仁借用朋友的计算机创作出第一部作品—《魂魄暴乱》。陈界仁挪用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布置了遍地凶残。画面塞满了肉块，却没有血。他在作品简介中写道：“受刑者的影像如同存在着双重的死亡，一种是在承受酷刑后肉体的死亡，另一种是在被刑罚的同时成为被摄影术定影下来的‘被摄影者’，进入另一种永恒失语的‘死亡’状态。”这部作品被认为探讨了“影像与权力、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等重大议题。

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为了需要一位年轻艺术家参展的不成文规定，找到了陈界仁。陈界仁带着《魂魄暴乱》参加了，终于正式成为一个“艺术家”。

有人认为，观看陈界仁的作品，观众可以感受到自己也在作品里面。确实，陈界仁很强调“感同身受”。在他的作品《加工厂》创作过程中，他找了过去的女工重新回到工厂“工作”，就像正常上班那样。其中，陈界仁觉得特别动人的一幕，是一个年老女工因为眼睛老花，一直无法把线穿过针孔，穿了快20分钟，却坚持拒绝他人帮忙。这个微小的动作后来被放入影片中，感动了许多的观众。

回想起年轻时在高职受到的美术教育，陈界仁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当时接触的艺术，都是没有历史脉络的”，他认为教育会让人失去情感。抽象的西方艺术史，而不是具体现象中的历史论述，让艺术失去了内在的精神，而只剩下形式。“我们不能跳过西方的历史经验，直接进入西方的抽象话语”。

代表作《凌迟考》，也是来自他最原初的经验，“在我还念‘国小’的时候，政府都会到各个‘国小’展出一堆中国的这些照片，流血的、断手断脚的，我就是记得有张照片里面的死人是微笑的……”“我以前就是在工厂里每天锁那四个螺丝”。通过“回到”这些生活经验，他终于寻回自身所在的历史脉络，终于“看见”自己是谁了。

“感同身受”也让陈界仁看懂了自己的父亲。

陈界仁曾问父亲，为什么跟着国民党过台湾?父亲的理由在他看来很没道理，“老师介绍了工作，我就来了”。直到父亲去世的前几年，他带着陈界仁回到了福建老家，惠安的一个小渔村。走在那个小渔村的小路上，父亲还是什么都没说，但陈界仁突然感受到了父亲当年的别无选择，也懂了，父亲的沉默是因为经验中太多的不堪。“这从知识上去理解，你没办法感同身受”。

这种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无奈，在他的最新作品《帝国边界II-西方公司》中得到呈现。“影片中我父亲的遗像是反光、模糊的。因为我觉得他已经不只是我的父亲，他身上是一个时代”。这次，陈界仁把父亲的角色放入到创作中，采用慢镜头的动作，为了慢慢地看那四十几年没有看懂的父亲。

对“感同身受”的理解，从陈界仁的个人生活到创作，再回到社会。他对记者说，“如果你也去富士康工作一个月，你就会明白那些自杀的人。”在陈界仁看来，“活着到底为什么”这个问题，不能被永远地被悬置。

反抗政治对艺术的介入

历史的延续性到了今天，消费至上使个体沦为“大众”的一部分，丧失了自我以及记忆。陈界仁说他想要寻回台湾人民正在遗忘的历史。“如果艺术家要表达痛苦，就要问为什么痛苦”。他的主旨是，“即使再现不可能，也要进行再想象再书写”。

陈界仁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反映在这次呛北美馆商业化的事件中。他毫不犹豫地骂，“从马奈到毕加索都是烂展”。这次展览以后，他宣称，“在北美馆没有变得更好之前，我不会再回来。”他认为引入大师作品并没有错，但如果太讲究外部的包装，忽略了作品本身的精神，那就是一个“烂展”。

事实上，当代台湾艺术界对北美馆的这种批评声浪近几年不断出现，包括热门档期都被国外展览包了，北美馆越来越商业化、票房化，连大陆艺术家都来抢少之又少的档期。

陈界仁说，北美馆的皮克斯特展创下40万人参观并不光荣，北美馆应从在地经验出发，创造台湾艺术的可能性。

除了商业化，在陈界仁看来，更悲哀的是政治对艺术的介入：北美馆的皮克斯特展赚的钱都给美国公司了，北美馆没赚到钱，就是为了吸引参观人数，为日后竞选赢得选票。

这一连串引起波澜的事件中包括去年的蔡国强展，北美馆那次展览的总经费是两千万人民币。陈界仁再次质疑蔡国强展背后的政治逻辑：捧蔡国强的人以前都是“台独”分子，现在大陆强大了，就捧起大陆艺术家。

但他多次强调“我不是质疑蔡国强本人和他的作品。他要来很好，两岸的交流甚至应该更加深刻”。陈界仁也希望蔡国强本人可以意识到自己不能沦为一个政治的工具。

陈界仁不止一次质疑政治体制对艺术的压挤。早在1984年，台湾仍处于戒严期。陈界仁已经主动作为受害艺术家控告北美馆馆长之证人。“当时艺术空间的扩展，其实加快了日后的政治开放”。

另外一件事也让陈界仁印象深刻。2008年纽澳良双年展邀请陈界仁去参展，他到美国在台协会(AIT)申办签证时，被面试官粗暴地怀疑想要偷渡。陈界仁由此成立了《我怀疑你是要偷渡》的网络部落格，征求有类似遭遇的民众写下曾受美国在台协会面试官的语言暴力和受歧视的经验。但在他博客上大部分的留言却是拥护美国、责骂陈界仁的声音。“大部分台湾人很感激美国”。陈界仁坚持自己内心的宣言，“我不会再到美国去了”。他说到做到，前段时间美国的演讲，他让代理人出席谈话。

有了这次经验，陈界仁在2009年创作了《帝国边界Ⅰ》，作品反映了全球阶层化的结构中，强势国家所执行的边界控管政策和对其他国家人民的规训策略。

但陈界仁也并不总是这么“坚硬”。今年的上海双年展，因为作品的敏感性，他被策展方要求换作品，陈界仁答应了。“他们有他们所受到的限制，我们应该体谅。但要改作品是绝对不可能的”。

陈界仁对中国大陆的今天感到些许痛心疾首，“为什么要走上比过去的台湾更糟糕的路”。但他说他支持改革派。

“我都50岁了，我还愤青啊?我们只是要讲出其他的可能性。”

就像你让他说最开心的事情。他想也不想就说“当然是我两岁的儿子啊，他就是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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