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丞峰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1892年出版的著作。这是一部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论著，为一部引起人们警觉的醒世之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如今的中国当代艺术可用“如火如荼”来形容，即便未达“盛世”亦可称为“准盛世”。

2010年炎热的夏天，当艺术家与批评家共坐在代表国家形象的中国美术馆会议厅，围绕着楼下展厅中由中国当代艺术院、和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建构之围——当代艺术邀请展”讨论时，当代艺术的主流化似乎昭然若揭，一切皆大欢喜，从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多年受压的媳妇终于熬成婆，弹冠相庆之余，人们需要讨论的，似乎只是中国当代艺术怎样出大师和在国际上如何占有话语权的问题。

然而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艺术已经到了最值得警觉的时候!

何出此言？原因有二。

首先很不幸的是，当代艺术并非是一个可以进入美术史的概念。我们可以在美术史上书写“现代艺术”的章节，但以后我们的美术史却无法留下“当代艺术”的章节。其原因十分简单， “现代艺术”是一个对艺术定性的准确描述，而“当代艺术”则不然。

第二，由于当代艺术并非一个准确的描述概念，由此导致如今各种势力都可能青睐并使用这个概念，以当代艺术之名行事，实则鱼龙混杂、各取所需状况已初露端倪。

说当代艺术不是一个可以进入美术史的概念，我们还得从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关系上来看。当代艺术出现在中国主流媒体被正面提及，最多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此之前人们谈到的主要是非主流的“现代艺术”与“前卫艺术”。

现代艺术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有定论的概念，它有着自己明确的美学原则。批判性、文化的针对性是现代艺术的核心，形式上的反叛和创新只是其次。中国的现代艺术主要靠民间的力量推动和发展的，它的发展过程中缺少官方意志，缺少市场支持，但它很纯粹。

“当代艺术”作为话语在中国的出现，有着三个特定的背景，一是全球后现代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当代”取代了“现代”成为主流。二是国际大型展事的推崇，识时务者为俊杰，官方迅速认识到与国际艺术接轨要走当代路线。三是中国艺术市场的突飞猛进，当代艺术迅速达到了“天价”，这让以前小视当代艺术的势力都对之刮目相看。于是，文化需求、世界潮流、经济推动这三个背景催生，使得“现代艺术”成为“过时”的美术史词语。“当代艺术”应运而生。现如今的“当代艺术”具有了某种时髦因素，也成了一个大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我们甚至就在“当代艺术邀请展”的现场都可以看到：某些作品无论在精神气质上还是语言方式上都仅仅停留在现代艺术阶段。

当代艺术是对现代艺术的自然承接，或者说在精神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实质。

但当代艺术不像现代艺术，后者有着明确的美学追求和风格指向；现代艺术的背后支撑是“现代主义”，当代艺术有“当代主义”作为支撑吗？现代主义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而“当代性”谁又能说得清楚？当代艺术的美学不能照搬后现代美学，而后现代美学是相对清晰的。可见当代艺术不可能等同于后现代的艺术。当代艺术的美学指向很混杂，这也是当代艺术的概念容易遭人诟病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当代艺术在思想内涵上是现代艺术自然发展而来，而且一贯以来是由民间和学术的力量推出而成。现在由于市场的介入、政府力量的加入和由此导致主流身份的获得，这些都使得当代艺术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充满变数。

人们有理由担心：在一个缺少标准或者规则混乱的环境中进行游戏，其结果势必是瞎子与聋子的对话，最多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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