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中山公园)董事会，由北京光社主办的首次摄影展览会开幕，两天时间参观者竟达五六千人，并受到京城各界人士的普遍好评。在影展上，陈万里个人参展的作品最多，而且每幅作品都特别抢眼，在众社员和朋友们的鼓动下，陈万里精选出12幅作品，自费出版了《大风集》，由于印刷及装帧费用较高，摄影集仅印制了100本。影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轰动，上海时报记者万叶先生在报端发表评论，洋洋数千字均为赞美光社之言，各地画报相继与光社签约刊载社员的作品，国外摄影组织和摄影家也主动与光社接触，由此社员们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大大增强。光社在同一地址先后举办过四次影展，1925年 10月1日至4日，举办了第二次影展。1926年10月15日至18日，举办了第三次影展。1927年10月8日至11日，举办了第四次影展。在展出的作品中，有油渲照片、天然彩色片和透明灯片。自第二次影展起，展期由两天改为四天，每次影展参观者均达万余人，当时在京城常住人口数量不足180万，也就是说，每150位京城市民之中，就有1人参观了影展。现在我们的影展，除接到请柬的人们碍于情面不得不参加开幕式外，其余展期观者寥寥无几，甚至不足1万人，为了便于统计，参观者就按1万人计算，2011年京城户籍人口按2千万计算(不包括外来人口)，也就是说，每2000位京城市民之中，仅仅有1人参观了影展。

1927年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刘半农加入光社，同年他还撰写了《半农谈影》一书，并参加了光社第四次影展。在第四次影展结束之后，根据社员们的建议，由刘半农出任编辑，将光社历次影展中的经典之作汇编成《北京光社年鉴》。

光社社员的构成以知识分子为主，所以西学东渐渗透于光社始终，订阅书籍、兴办展览，大风影集、半农谈影、光社年鉴，这些都吸纳了国外摄影团体的做法。但作为有闲阶级的阶层，社员们把摄影作为文娱的一种工具，同时深受刘半农“美术摄影”理论的影响，只要把照片拍得像中国画，在当时就是摄影的时尚。光社的摄影虽贴近艺术，却远离社会，更谈不上用摄影思考和分析社会，当爱国运动就发生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手中的相机只能淡然处之。1923年至1926年，独立于北京光社之外的摄影个体顾淑型，是北京艺文中学教务主任，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的顾淑型，带领学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并用相机记录了爱国运动发展的实况。顾淑型拍摄的“3.18案件”前后的照片，载入了中国摄影史册，并与前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光社的摄影虽受到历史的局限，但北京光社兴办的摄影展览，对我国摄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北京光社兴办的摄影展览，还开创了中国摄影史上的四个之最：光社首次摄影展览会是我国最早的摄影展览，光社社员陈万里自费出版的《大风集》是我国最早的摄影集，光社社员刘半农撰写的《半农谈影》是我国最早摄影理论专著，光社出版的《北京光社年鉴》是我国最早的摄影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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