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伟对话杰罗姆-桑斯

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活化石”的汪建伟是中国最早一批以新媒体艺术为主要创作媒介的观念艺术家。他最初以油画出名，却在创作的巅峰时期放弃绘画，几番改变创作手段与风格，在多种媒体创作中游刃有余;他的作品综合了装置、戏剧、舞蹈、音乐、影像等多种媒介形式;他受到许多国际知名基金会、博物馆的关注，是第一个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第一个获得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年度艺术家奖的中国艺术家。他也是目前中国唯一参加过当今国际上最重要的“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和“巴西圣保罗双年展”三大国际大展的艺术家，被国际、国内艺术评论界公认是最具才华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

多年以来，汪建伟一直积极探索知识综合与跨学科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尝试使用多种学科的方法不断创造新的艺术语言，被称为“学习型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实践跨越电影、戏剧、多媒体、公共艺术、绘画、装置、行为艺术等等，呈现出极其丰富多元的形态。2011年4月1日汪建伟个展“黄灯”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这可以说是国内最大规模的一次装置影像个展。

杰罗姆-桑斯：UCCA做展览一直不希望展品纯粹放在这个空间里，而是希望展品成为空间的一部分。我们很早之前向汪建伟先生邀约做这样一个作品，三年之后这个作品成型了，大家看到这个作品很有戏剧感，能不能请汪先生谈一谈《黄灯》对你意味着什么?

汪建伟：我觉得我们每天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黄灯的世界里。作为政治来讲，他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对每个人来讲都有众多的选择，但是你选择了此时此刻，对于一个人想干和不想干的时候，处于纠结，其实都和黄灯有关。包括刚才杰罗姆先生谈到的风险，有时候我们这么做了，或者我们没有做，其实我们就在一个纠结状态当中把这样的决定做出来了，我们从来可能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纠结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黄灯》是在谈到这样的问题，我更愿意说，我们身处在黄灯的共同体。

杰罗姆-桑斯：其实这个展览的准备时间是相当短的，汪先生也决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持续地进行这个展览。刚才说到这个展览是分为四个章节的，在未来时间里会继续发展，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

汪建伟：这个展览是1月14日我知道的，但是《黄灯》这个概念我是两三年前就开始了。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他是此时此刻开始，但是作为他对这个工作的思考和关于《黄灯》的思考，实际上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还有我觉得既然我们都身处在《黄灯》的社会，我们觉得应该有足够的诚实来展示这个黄灯社会的真实性，他是和你时时刻刻并存的时间，不存在我们就吃一顿饭，就干一个事，然后等待喝彩，等待死掉。我想把这样一个关于常态的想法展示出来。因为4月1日仅仅是开幕，4月2日我没有死掉，我还在工作，4月24日的时候，我的工作有24天。我想，24天可能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样的一种工作同时展示给公众，而公众不是也身处在和我们一样的社会，这是关于当代艺术常态的一些理解。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不是我没有把事办完就拿出来了。

杰罗姆-桑斯：我们看这个展览的设计是中间有几个比较低的梁，很多人走过去比较要弯腰才能过去，这暗示了风险的概念。我在这个空间里穿行的时候，在任何一点都可以看到四个影像，为什么要做这个空间的划分，背后有什么考虑?

汪建伟：我觉得一个好的影像不仅仅是影像本身，他和观看和如何观看有密切的关系。那个高度是1.9米，没有1.9米的人却都意识到不安全，为什么?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是不低头过去的。那么，我要从门口的装置说起，为什么那个装置叫《边沁之圆》。边沁发明了著名的圆形监狱，他认为最好的监禁是犯人认为一直有一个人在监视他，这个人是否存在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他认为最好的监禁是自我监禁，这个监狱是不需要建立起来的，只要你认为你不安全，你就实际上在被自己监禁。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因为它没有危险，而是因为我们干了两次没有遇到危险，我们就认为它安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空间就包含了建筑、装置和空间对人心理上的某一种影响，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来和影像产生关联。大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很多我们非感知的物质其实已经在现场。大家注意到声音实际上是在现场建立了一个完全和现场完全不一样的空间，但他同时和这个影像有关系。

杰罗姆-桑斯：我感觉到这个声音是工厂里的声音，而这些声音让我想到了中国社会上的一些活动。

汪建伟：这个声音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任何一个地方，但就是没有人的声音。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行为，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做的过程中，才理解了做。

杰罗姆-桑斯：所以是不是说人体的脉动和呼吸节奏和空间也有关系，这个作品是不是和你自身的经验和记忆是有关系的?

汪建伟：我觉得个人经验一定要变成一种公共经验，作为艺术家来讲，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否则的话，只能是一个个人的日记。比如说，扫地可能是在座所有人都听见过，不仅是我一个人。这个声音必须变成每个人对这个声音的理解。所以说，不存在一个“80年代的扫地”。

杰罗姆-桑斯：我自己扫地不是很行，我老实地承认。但是我想问一下关于四个章节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进，四个章节会发生什么事情?

汪建伟：现在题目有了，第一个章节是《用赝品等待》，这个题目听起来和今天这个节日有关个但实际上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第二个章节叫《“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是来自《圣经》的一句话，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为我记得那个场面是当耶稣被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请上帝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今天变过来了，他仍然被吊在那儿，但所有人都知道在干什么。所以这一章节主要是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展示。第三个章节是《内战》，主要是讲今天我们作为世界，包括我们的知识系统，包括我们身处的世界，未知是很难确定的。这个变化对我们来讲，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都会给我们带来困惑和斗争，这第三幕主要是在这个领域里展开的作品;最后一幕的名字延续了几个空间并了起来，《去十三楼的会议室看免费电影》。而且这个空间，当把这些所有的词在字面上合理，但实际上这个空间是不存在的。这个不存在的空间，怎么在字面上存在，可能最后一个纠结在这里。最后，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不是说我要在这个地方演出四幕戏剧，他们之间没有真正在叙事上的逻辑关系，但是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在很大的一个方面，我想展示当代艺术作为一个思维方式应该是常态的，这种常态表现在美术馆对公众的开放，和艺术家在自己工作室的一种工作状态，两个实际上是并置的。我觉得艺术家也是会出错的，错误也许是可以公开的。他不是故意要犯那个错误的，但也并不是说什么艺术家的后台，就是一个常态。

杰罗姆-桑斯：你在这四幕戏怎么结束这一点是怎么构思的?

汪建伟：其实就是在尤伦斯结束，对于我来讲，还没有结束。

杰罗姆-桑斯：你的作品和彼得.林德伯格先生的作品是邻居的关系，你的作品也有很强的电影感，说不定未来还会把这个作品以不同的形态带到其他的空间。

汪建伟：前一天我和彼得在一个屋子里谈过，他说我的装置叫什么名字?我说我越看越像“未知”，所以(我们两个展览)就叫一个名字算了(笑)。

杰罗姆-桑斯：非常感谢汪建伟。我们要再次感谢长征空间，他们为这次汪建伟的展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编辑：汤志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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