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瑞中作品  《八烟温泉》

姚瑞中堪称是台湾创作量丰富且艺术样式多元的艺术家，作品涵盖装置、摄影、表演、录像、纸上创作和雕塑等多种形式。他同时也是策展人、艺评家、艺术沙龙负责人、教师和艺术史工作者。他以作品和写作来探讨和批判历史和社会的大议题，包括历史以来台湾的政治语境;台湾戒严时期的思想意识形态;经济起飞台湾的高度资本主义化;解严后所面对的民主化困境等核心议题。他以“历史废墟”的拍摄作为切入点，扩展到犬儒、魔鬼等各种意象，幽默、调侃且鞭辟入里。下面是我对姚瑞中进行的采访，也许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中感受到他独特的批判精神。

您的最新作品《云游图》以及其它系列作品中的风景都具有一种传统的韵味，您是不是从小就接触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您觉得传统在您的作品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姚瑞中：虽然我并不是很喜欢国画，总觉得与生活距离过于遥远，但我十分喜欢读书，尤其是历史与艺术书籍。我年轻时十分心仪西方艺术，花了很多时间弄通它的来龙去脉，但当我回溯本身文化系统，却逐渐发觉西方艺术在东方并不见得行得通。但学习传统不是食古不化、不知顺应时代变化，故步自封，而是要会变通、知创新。就像我扬弃了“谢赫六法”自创“春蚕吐丝”笔法，配以个人生活旨趣，虽是临摹古风，但是却是一种创新。因此，我倒认为前卫可能是未来的传统，传统也可以是未来的前卫。

您说的很对。除了风景，在您的作品里也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客观物象，那么您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如何选择客观物象的?您是源于怎样的情感去描述它们的?您所为之感动的是什么?您笔下的人物与您的经历和内心情愫有怎样的关系?

姚瑞中：我对于客观物象的选择与我的经历有很大的联系。比如《忘德赋—孤寂之岛》一作，当时令我感慨的是陈水扁贪污事件，因此我画了一座惊涛骇浪中的小岛以及一座黄金打造的总统府，略表心中沉痛之意。

其实我所有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个人生命的缩影。例如在《忘德赋》系列里，我是一名有志难伸的士大夫被流放至边陲(苏格兰)，因此我对晚明变形主义几位大家(陈洪绶、吴彬)的处境颇有同感。加上我曾登遍台湾高山，父亲姚冬声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水墨画家，在耳濡目染与探索成长记忆驱使之下，开始临摹古画并借题发挥，竟画出了具现代感的山水画而令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如今回头分析，可能是混杂了文化与环境的复杂因素才得以成形，这点在我早期的几件行为观念作品中，也有一条重要线索。
您的创作，经常以台湾的政治、历史背景为嘲弄对象，叩问个人如何回应历史以及台湾在历史中的定位。可以说，对历史、社会等大议题的关注在您的作品中处处可见，那么是什么促使您对这些大议题的关注的呢?

姚瑞中：有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我成长的80及90年代，当时正值台湾解严前后，街头上有很多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不过无党无派的我皆选择缺席，因为我父亲告诫我决不可走上政治之途。他是自1949年后随国民党来台的江苏常州人，虽曾为市议员与律师，但骨子里其实是个文人，耳濡目染之下，我对大议题的思考就转化成为了较激进的作品，但我觉得前辈艺术家处理类似题材都太过悲情，我试图透过艺术行为解构政治神话、宿命情结及艺术自身，从这点来说，我倒是间接地透过艺术的狂笑骂出了心中的乌托邦。

我十分庆幸能在台湾亲临重要历史发展的现场，并透过艺术对我所生存的处境进行反思。虽然多数人以为我的作品与政治密不可分，但我并不认为它们属于政治性作品。相反地，我的作品是反政治性的作品，例如早期的《本土占领行动》系列(1994)，我在台湾六处被外族登陆之地裸身学狗洒尿，其实是以嘲讽姿态野蛮地“占地为王”，试图颠覆被强加于个人意志之上的“大叙事”。近代史中的台湾因列强割据，使得岛民往往有种悲情宿命感，但隐含其中的矛盾性与暧昧性却又使台湾社会充满创造力，我的作品即在此特殊环境中吸取养分进而转化为个人语汇。我认为无法与脚下土地产生对话与深沉情感的作品，不是政治上的“样板画”就是为商业服务的“伪艺术”。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