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一步问汉斯教授，除了对东西艺术所存的大感觉，对中国当代艺术家和比利时艺术家在表现方法等差异与联系上有何具体看法。汉斯教授先对双年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双年展的根本要讨论的问题在于：艺术应该是什么。虽然对于艺术的探讨是永无止境的，但我们有义务在艺术的范式不断变化下定位自己。当然，界定艺术的人应是艺术的实践者，而非理论家，因为只有如何行为才能给艺术以定义。在此，他特别强调创新。汉斯教授认为比利时艺术与中国艺术的不同在于：在中国，虽然有界限，当代艺术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在比利时甚至是欧洲，政治家大多对政治、经济、旅游感兴趣，而艺术被视为奢侈的享受。虽然比利时艺术氛围丰富，也有一定的艺术市场，但艺术在整个国家发展中来讲，是不太好的。

这让高教授想起了麻省理工《十月》杂志上曾发动的一次关于当代艺术定义的讨论。一方面，当代艺术由于全球化没办法用以往任何的主义、流派之说来定义，像散沙滩般消失了凝聚力。这种个体无法抓住的极端普遍主义、宇宙主义也导致了艺术走向极端个体化的、私密化的表现。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市场化让艺术本来的乌托邦意义被极大的限制。例如，巴塞尔、迈阿密这样的博览会逐渐取代了以学术见长的威尼斯双年展，形成市场竞争力。以前在《美术杂志》上发表的任何言论或艺术作品都会产生轰动一时的效应，那时的艺术家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不会面临而今年轻人所面临的复杂的问题。但是，头脑虽然复杂了，思考的范围感觉反而缩小，不是那种乌托邦式的理想，而多是具体化、现实化的个人经验。西方的艺术虽然也很精英化，但在艺术自律方面却有很好的脉络。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所有的社会的焦虑与人生的思考，使他不能有西方人那样的逻辑。但现在中西艺术的生态环境有着相同的趋势走向。

那么，面对这样的状况，当代艺术该如何发展？是否每一区域、民族也各有自己局限性的责任?我们需要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艺术作出什么贡献？汉斯教授表示，关于双年展，曾有一位社会学家做过这种平台研究。为什么每年有这多个双年展？核心的问题在于双年展日益成为城市推销自己的方式，以及经济获益的手段。现在的双年展虽然良莠不齐，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他提醒在座观众，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才是好的艺术。此外，这让我们反思欧洲新模式——后福特主义，也就是说，当我们可以仅仅生存在小的范围内，用笔记本工作、交流，并且奔忙于各种事务的时候，艺术的状态是什么，这需要我们重新设定。

两位教授提议让观众参与到讨论中来，观众的问题涉及艺术的风险以及艺术家如何面对精神压力等。这让议题重新回到了艺术与科学。汉斯教授说，现代人那种“没有艺术也行”的观念是最危险的。而科学却没有任何控制。他认为，作为艺术家，正如杜尚所认为的，需要了解社会方方面面的知识，站在世界的最前沿。高教授认为现在系统话语（技术与意识形态）逐渐吞噬艺术家的独立性，即是当代艺术的危机，艺术家需要有做艺术的良心与社会本位性。艺术家的责任是进行意念的形象表达，他重申了自己“意派论”观点。

王春辰老师在结束时感慨，艺术包涵了太多内容，两位教授的讲话把我们引入对未来空间的想象之中，而两位教授真诚的对话也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编辑：冯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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