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AN DILLON： 读了你写的《批判反思》，让我想起十九世纪末两篇关于批评的文章。一篇是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写的《批评在今天的作用》(1864)，他认为批评家的工作是“在对象物里看到它的本质”。二十七年后，奥斯卡•王尔德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他认为：批评应该“在对象物里看到它本质不是的东西。”如今，这一区别——批评作为科学和批评作为艺术——究竟是消失了，还是依然存在?

BORIS GROYS：你引用的两种说法都跟描述有关，涉及到批评家描述艺术品的某种特定方式：一种是给出正确的描述;另一种是给出有意思的描述，或者说是给出一种比正确版本更有意思的描述。但就我看来，描述只是读者期待从批评文章里读到的一部分内容，而且绝不是他们最期待的内容。比起描述能力，他们更想要的是价值判断，这个判断必须出自一个比普通观众更有品味的人之口。

我认为现在最危险的一点也就在这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从苏联搬去西德的时候，几乎立刻就开始给德国报纸写艺评文章。很快我发现，能让人有反应的是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一事实，这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有一定篇幅，是否用了插图，或者是否上了文艺版头版等等。至于文章内容，无论是作品描述还是评价，都不能让他们产生反应。他们完全不能区分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所以如果他们在头版看到一篇图文并茂的长文章，但内容上是负面评价，他们也还是会把它当成好评来看。我很快就明白了，当代批评的编码里没有正负，只有零或一，提到或是没提到。这一点决定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策略和政治。

BD: 那这种提到或不提到某个艺术家的政治究竟是什么呢?

BG: 如果你是个理论家或艺术史学家，也许可以逃脱政治，但批评家是逃不掉的。这种政治消灭了任何代表公众的可能性，无论你从什么角度理解，代表公众都不可能。与之相反，它预设了某种对艺术家、策展人等的义务。你提到你喜欢的人，不提你不喜欢的人。你写到某些人，因为你喜欢他们，这是你写他们的唯一理由。如果你都写到他们了，就再没必要去批评他们，因为显然无论你说什么，都等于在帮他们打广告。如果你不喜欢某些人，对他们只字不提就够了;只要你喜欢，写了，就等于全面赞同。所以这个系统排除了所谓负面欣赏的现象。我感觉今天大家似乎已经不怎么写负面的艺术评论。所以今天的批评根本不具任何批判性。如今是艺术家想变得更有批判性——但艺术批评发出的信息几乎总是正面、肯定的。比如，它选择跟那些以批判为目标的艺术站在一起，这就是一种非常正面的肯定行为。

BD: 看来，如今一方面批评已经不再试图提出某个论点或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批评家也不再愿意显得自相矛盾：也就是说，不愿意自我反驳甚至显得虚伪。

BG: 虚伪是你说了自己不相信的话。问题在于，今天的批评是否真的跟批评者的信仰有关。文化生产建立在记忆之上：我们从柏拉图时期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而如今，我们已经丢失了我们的记忆，取而代之的是谷歌。信息不是来自我们头脑里的记忆，而是来自搜索引擎。艺术批评家正在干的也就是这事儿。批评家为读者制作了一台搜索引擎;他基本上只说：“看这个!”除此以外的任何话都只是这个建议背后的理由和解释。而人们对他们为什么要看并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到底应不应该看。批评家的观点同样无足轻重，他们只想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对这个现象有个观点。我经常被同行问到：“这个展览我是该看一下呢还是算了?”这里面存在着某种诚实：也许并没有看它的理由……

BD: “我应不应该看”的问题说明，艺术品给观众带来的并不是享受或者教育提升，而是某种有用的元素：观念也好，图像也好，之后他们可以将其用到别的地方。

BG: 你这么解释未免太仁慈了。问题是：在一场谈话里，如果你对所谈现象毫无了解，会不会觉得很迷茫?有些作品、展览和书也许很糟糕——也许不是——但对它们你必须得有一个自己的意见，因为如果你没有，别人就会觉得你什么都不知道，跟目前自己身处其中的当代性脱节了。当然，很多东西也没这么要紧：如果我说太忙了没时间看，别人也会原谅我。但对某些图像、某些展览和某些书，如果你太忙了没时间看就没人原谅你。每次有人问我该不该看，我总是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不看，会不会被原谅?

BD: 你写道十八十九世纪的批评家假装自己的价值判断是以知识为基础。他站在艺术界以外写文章，而且故意跟艺术家保持距离。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批评家却宣称自己为艺术作品或艺术家说话。但你认为，批评家后来遭到艺术家拒绝，因为他们的作品能够代替他们发言。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BG: 批评家和这个文化系统里的所有人一样，有一大恐惧和一大欲望：他怕自己知道得不够多，怕跟不上时代。所以他必须提到齐泽克、巴迪欧，必须对朗西埃有一点自己的意见，这些都是他一定要知道的。而且和昨天不同，现在提德里达不好，讨论德勒兹更应景，等等。所以他一定要掌握很多信息，并且要把这一点明确表现出来：这是他“点名”习惯的来源之一。他提到这些人并非因为对他们感兴趣，而是因为要展示自己属于某个话语层次。然后，等他树立起了自己的地位，再思考他想对公众宣传什么以及为什么宣传。

我不相信中立。艺术里没有客观可言。艺术不是一个体系，不是一个世界：它是一个斗争、冲突、竞技的领域，充满了敌意和怀疑。这就是为什么每次看到有人试图系统性地把握艺术我就很烦：好像艺术生产是做鞋子一样。你必须决定到底要推广什么，你的意识形态立场在哪里，又想让别人知道什么。当然，你对批判已经没什么兴趣了;你感兴趣的是推出你认为有意思的东西，告诉别人什么才是当下文化里比较有趣的部分以及你准备支持什么。如果你判断失误，支持的东西最后以一种没意思的方式失败了——因为它也有可能失败得很有意思——那就是选错了方向。这是你必须承担的风险。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