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尽管讽刺的一面非常突出，你的创作有黑暗的一面。像1996年的《Bidibidobidiboo》是一只松鼠在你所谓的儿时的厨房里自杀。还有2004年的《无题》，尼古拉-特鲁萨尔迪基金会(Nicola Trussardi Foundation)委约创作的作品，你设置了三个木偶小孩在一棵树上自杀，一种噩梦般的图景。

卡特兰：《Bidibidobidiboo》为一个迪士尼式故事提供了一个意大利式的结局，实际上魔法终究不会发生，你不得不被抛落在现实中。即便是像松鼠般可爱又甜美的小东西，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悲惨境况。木偶小孩的灵感来源是卡洛-科洛迪小说里的匹诺曹，匹诺曹最后也挂死在一棵树上了。当你重读这个故事，你会发现童话并不总是快乐的，往往也相当黑暗。

记者：你的母亲在你年幼时长期生病，你在学业上也经历了重重困难。你认为你的童年幸福吗?

卡特兰：我的研究者会怎么认为?从我6个月开始，我就在公共抚养机构间辗转，因为我的母亲一直在医院。所以我可能年幼时没有受到足够关爱。我小时候没有人给我讲童话故事，我也不记得自己有过什么玩具。所以我想很多我的作品是为自己定制的成人玩具。

记者：古根海姆的策展人南希-斯佩克特(Nancy Spector)认为对失败的恐惧推动了你的创作，你怎么认为?

卡特兰：在我艺术生涯中有那么一个时期，我没有任何经验，也没有背景。我的错误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我没有工作室。我想只要我有足够的钱活下去，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然而，我的展览总是缺少安全感。

记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一个艺术家?

卡特兰：很晚了。差不多快30岁。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怎么画画。但是我想进入艺术界，所以我努力去理解这个系统如何运作。结果是，很多我的作品看起来就像是对艺术世界的一种评论。

记者：能不能谈谈欧布罗莫弗基金会(Oblomov Foundation)，它怎么将你带到纽约?

卡特兰：这个基金会是我的一个简单的计划，赞助一个年轻艺术家，让他一年不用做艺术。我说服100个人每人捐出100美元，所以总共有1万美元。但是我接触的年轻艺术家都拒绝了这个提议，我当时想，“你是傻瓜蛋吗?”当时这笔钱大概值现在的7万美元。但是没人愿意要这笔钱。所以我不得不宣布计划失败，带着这笔钱，我1993年到了纽约。我靠它生活了两三年，但是整个计划失败了。

记者：你提到过你从未有一个传统的艺术家工作室。你能否描述一下自己的工作方式?

卡特兰：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在美国诞生的，但是作品是在欧洲完成的。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缓慢的事情。我花费很多时间到处看看，想想，甚至可能花好几个月时间来确定一个选择是否比另一个更好。当一个展览快要临近时，我就把东西画下来，然后制作出来。

记者：你和你的艺术代理商之间的关系很有趣。1995年，你说服爱德曼纽尔-佩罗汀(Emmanuel Perrotin)整整一个月都穿得像一个粉红色的大阴茎。几年之后，你把马西莫-德-卡洛(Massimo De Carlo)用胶带贴在画廊的墙上。据我所知，玛丽安-古德曼(Marlan Goodman)是你唯一放过的画廊主。

卡特兰：我和玛丽安两年前的夏天曾经有过一个计划，我们也尝试着做过。但是最终消防局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尽管玛丽安不太乐意，但是她当时已经准备好“献身”了。

记者：你能描述下计划吗?

卡特兰：既然没发生，再谈也是枉然。没有实现的计划就是不存在的计划。这是个失败，所以没有谈的必要。

记者：希腊建筑业大亨、收藏家达克斯-乔纽尔(Dakis Joannou)和他的德赛特基金会(Deste Foundation)资助了你的几个项目，包括你的出版物《查理》(Charley)、《永恒的食物》和《厕纸》，他这次也为你在古根海姆的回顾展投入了资金。你能谈谈和乔纽尔的关系吗?

卡特兰：我觉得他是那种你愿意与其合作的朋友和收藏家。收藏家赋予作品第二生命，他是我那些孤儿作品的最好的父亲。

【编辑：李璞】

编辑：李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