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

我是才刚刚关注过“艺术代表”罗中立的，举例点到了他两会之前关于四川美院打算开办“艺术尖子班”的构想。我接着想写一篇短评，题目叫《谁是“傻子班”艺术生？》，想评议一下这种逆现代教育潮流而上的教育构想；但世界真是变化快，近日一条“不老传奇继续，罗中立连任川美院长”的媒体消息，打消了我写的愿望：在权力为所欲为的现实面前，谁能保证自己不是可能的“傻子”？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我记不清最近多少次在媒体上重复读到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万能开头”了。无论大家能否在狄更斯那个名段里理解到我——相信不止我——之前关于“改革声声”的喧哗反而延续“最坏”“失望”的情绪，却都应该能用这名段延伸到这个新时代里的深刻蕴涵，解读“罗中立的不老传奇”。当然，谁都活在“这个新时代”里，怎么解读这名段的意蕴，罗中立是主体，其他人也是主体。

我认为，无疑，这是罗中立最好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初，他凭一张超级写实主义画作，就一举奠定在蜀地的“父级”位置，为以后的权力地盘打下牢靠基础。放眼世界，一张写实作品能谱写艺术、权力的如此“传奇”，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神奇”。我无意否认在时代机遇面前罗中立出道之初个人能力、勤奋等因素，但不可否认恰好更有“最坏的时代”这个因素——中国特色的很多“传奇”、“超神”往往都是“最坏的时代”所赐。一位中央级美院副院长回顾自己从文革等特殊年代走过来反而成为“成功艺术家”的经历，曾不知荣耻地说过“愚昧作为一种养料”的话，这话的意思正就道出了“最坏的时代”在一些成功艺术家、艺术官员心目中的“特殊价值”。大家想想，如果没有“文革”等“最坏的年代”造成的断裂，如果时代都像很多风调雨顺的国家的文化、艺术、传统那样平稳更递，“艺术春天”、“文艺春风”不是什么望不可及的奢物，写实古典技术司空见惯，哪里还需要什么暴吃“愚昧养料”来书写“传奇”、“神奇”提振神经呢？《双城记》里的人物卡顿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看到这个时代的邪恶，和造成这一恶果的前一时代的邪恶。”此话也是道出了两个时代关联的意思。

就这样，1997年，罗中立顺理成章坐上四川美院院长官位。很荣幸，这又是一个罗中立最好的时代：邓公南巡后开启市场年代，艺术市场化不说，此后教育也市场化，迎来了高等教育大扩招、大跃进的时代！向财政要钱给钱，向学生收钱给钱，这是多好的时代——但这样的“最大校园”、“最多学生”、“最高大楼”之类的景象太多了，你有我有，你能我能，很难说哪样是“川美天下无敌”，我不知道何来逻辑由此又导出“罗中立传奇”。但自此之后，有一个“罗中立不老传奇”却千真万确：直到现在这次续任，按官任政策4年一届计算，他“神奇”连任4届共计16年，且仍将有机会再续。环视当世中外，此何止“传奇”，当下现存，恐只北朝鲜、叙利亚、古巴等极少数现象可及！

这不是罗中立一个人在“传奇”，仍有无数制造罗中立“传奇”的“传奇”，罗中立传奇不老，总有什么老……

所以，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种“最坏”，也许，面对坐镇着千公顷万公顷校园延续着N届连任“神奇制度”的罗中立，向青天发出那个“大学大师何在”的永世之问有点为他之难；这种“最坏”，也许，敲问省里厅处的权力系统何以会让这样的“神奇制度”得以延续，也有些云里雾里无影无踪……只是，同在川美，不久前，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面对同是存在官任政策问题的高名潞，有一位名叫牟群的教师行使自己的基本权利公开提出质疑，他的合理质疑得到很多师生的支持回应——这一定程度上也是间接质疑“罗中立行政”。那么，现在呢？面对“罗中立传奇”呢？是相信制度，相信更多同样可能优秀、并可能提供多元化的继任者和后来者，还是只相信“传奇”呢？都说，民主是从底下开始的，也许，底下川美已无“群”。难怪啊，多好啊，川美人很能玩“天真卡通”——这是最好的艺术，这是最坏的艺术！

媒体并没有写到罗中立如何回答“一而再再而再连任的奥妙何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欲望促成此为”这些问题。不过，第一，按习惯，他及他的同道们也必有回答这类问题的程式，比如“领导强留盛情难却”之类让问的人都觉得他不干你都吃亏的巧答；第二，同样按行情，罗中立真按政策退下院长岗位，对应着的“续任”岗位，并非没有可能，比如他完全有“综合能力”像杨晓阳那样往更高的“国家级”位置上走。对此，我这个宁愿相信制度也不相信“好人”的人，第一种“动我以情”的招数没有任何说服力，第二种“延续制度”不在我此文关心的范围之内。媒体报道里，倒是列出了一些意在证明“罗中立优秀”的政绩，我相信这些都符合现实套路以及相关支持之的“罗啦（啦队）”的喜好，但是，同样是因为制度，我也完全可以举出现实官场诸多权力的“腐招败例”做相反论证，何况，罗中立的连番续任本身更证明了官场制度弹性和权力超强之值得警惕！我本人有限的大学教育生涯的观察里，看着权力如何把自己儿女、三亲六戚的利益安排得妥妥当当等经验，也已足够让我对权力的“无理延续”抱有更高的警惕。另外，优秀者能“让贤”为什么不能成为另一种“优秀”？如果将“制度”与“人心”联系起来看，当然就是“制度在于人为”、“制度之下是人心”，但就如没有“让贤”的人心，乃至因更大的私心破坏制度，应该选择寄望“人心”还是寄望“制度”？罗中立这么多年的“独蹲”，几乎让外界难再知道川美是否还有更多的优秀领导者、是否还在通过“有效制度”哺育更多的未来优秀领导者，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局限吗？

正如我情绪所显示的，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据称狄更斯也是悲观主义者。但，我仍然有我自己关于“最好的时代”的理解。内观本国，且不说近日的“改革声声”，近期的“教育规划”、“高教改革”的高层示意及至“高校独立”、“去行政化”的底层呼声，都在有限的范围内标示着“时代的好”；环顾国际，遍及全球的“之春浪潮”有目共睹，“最好的时代”的脚步再不走过我们身边，耳贴地皮我们也能听到前进的步声频频传来，比如，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主导的新宪法草案，其中深受非议的一点，就是他为使自己自2000年接手家族的总统权力（在已任14年的基础上）可能延续到2028年打好埋伏，我们从由引发的抗议声中，加深理解“制度正义”何以会成为基本的权利要求。所有这些“好”，即使我们不能马上享有其真实“果实”，但起码给我们传送了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概念和“追求最好”的信念，于是，那些“坏”和“最坏”将可能在活生生的时代的时间维度里显现出他们的难堪的真容。

那么，我们有可能对狄更斯名段里写到的“直奔相反的方向”、“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说不吗？

【编辑：成小卫】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