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纯办，图书馆，装置，2008

政纯办五位成员在作品前合影，豆腐，2009

2005年，洪浩、萧昱、宋冬、刘建华、冷林五个人组成了“政治纯形式办公室”，简称“政纯办”。五位艺术家都出生于60年代，他们贴近文革时代，对曾经存在的集体生活有所了解。由于没有直接受到文革的影响，使得他们能够对那段历史产生距离感，并尝试抽开政治伤害从正面去研究集体生活。

集体主义过后的80年代，中国社会对个性的讨论非常激烈，到了90年代这一讨论渐渐消失，因为关于对个性、个人价值的肯定已经变为共识。但用 “政纯办”的话说，“人类始终是需要共同利益的”，在个体至上的时代表达集体主义，研究“我”和“我们”，个体和群体的形态及关系就成为了他们创作实践的核心。

“类小组”、“悬浮物”

在“政纯办”的成员看来，小组的讨论形式是他们与其他艺术小组唯一的共性，所以他们只能算作“类小组”。“政纯办”的特点是没有核心人物，他们也共同认为群体的一大缺点即领袖的存在。

并且，“政纯办”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艺术道路。组织成立以前，宋冬、刘建华、萧昱、洪浩已经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在国际艺术界享有知名度，而冷林也已经是知名策展人、评论家，并创办了北京公社。正如我们看到的，五位成员都不依靠小组来获得社会的认同、肯定以及关注度，也不依靠小组来获得经济利益。对于这种状态他们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悬浮物”——存在，但什么都不依靠。他们表示“政纯办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我们很喜欢这种悬浮的感觉”。

重新观看社会主义遗迹

“政纯办”在成立之初就已经具有了一条清晰的路线，可以被视为这个团体的章程：重新观看社会主义遗迹。成员们抽开政治伤害，从视觉以及人的群体性等方面着手研究，强调政治之外的形式上的感受，尤其是集体的力量感。围绕着这一目标，他们一起去的地方包括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和以“集体主义”著称的南街村等等。这种活动方式也被“政纯办”所强调，认为“如同制度一样，方式决定了未来的形态”。

“我们”在一起

在作品的创作上，“政纯办”五位艺术家是一起讨论，反复协商创作方案，只有五个人一致通过才能将方案付诸实践，只要遭到一个人的质疑方案就会被放弃。

个体或者“我”的身份的消弭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创作上，“政纯办”还特意强调当以团体身份接受采访时，呈现出的采访稿中所有观点和话语都属于“政纯办说”，不可以出现其中某一位艺术家的名字。但他们允许成员间解释上的差异性。

这种对团体性的刻意强调也符合“政纯办”的研究目标，甚至可以算作他们艺术创作的一个部分。成立之初，“政纯办”的思想和理念就有了大致的方向，即通过作品测量“我”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所有的活动都是“我们”一起去完成，有意识地共同生活，以此来探究一群有彼此认同的人集体生活中的可能性，以及这一过程中“我”与“我们”的关系。

所有的成员聚在一起，聊天、吃喝玩乐、去某一个地方参观等等整个过程都是一件属于“政纯办”的作品。他们会用照片、录像、留存票据等方式记录“一起做什么”的过程，然后将它们进行形式上的处理，在展览中展示。例如将吃饭的单据和车票等图案化做成墙纸，将照片组合成为连环画等等。作品也很丰富，涵盖了录像、广告、照片、油画、装置等等类别。并且这些作品是开放的，观众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读，甚至误读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种观看方式。

政纯办， 政先生肖像照

比如“政纯办”的作品《“政先生”肖像照》就是将五位成员的五官组合到一起，拼成一个新的形象，并起名叫做“政先生”，赋予小组以人格。政先生看起来和每个成员都有相似性，但是他并不存在，也不是任何一个人，每个成员的个性在这里融汇成为群体的特征。这样的作品在“政纯办”看来十分有研究价值，这件作品也已经被专业机构收藏。

“政纯办”坚信，他们的组织形式区别于任何艺术小组，关于“我”和“我们”的探讨也使得它的存在具有独特的意义。还有一点很重要，根据他们的说法，“‘政纯办’也在指导‘我们’如何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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