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廊十年】冷林:扮演艺术家的画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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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2 11:24:10 来源:99艺术网 作者:赵成帅
冷林
从北京公社2004年筹备迄今已经走过十个年头;自2005年的第一个展览《现实主义游戏》算起共做过48个展览;十年间与逾33位(组)艺术家建立了合作,而它代理的青年艺术家多已成为业界瞩目的焦点——十年在即,我们专访了它的创办者冷林。
北京公社
99艺术网:您在90年代就是重要的评论家、策展人,但是2002年从德国回来后却说自己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当时是怎样一种状况?
冷林:1997年我去了伦敦,2000年去德国,直到2002年底回国,当时北京已经有了798艺术区、也有东京画廊等第一批经营展示当代艺术的机构。在我出国之前,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还是处于地下、半地下的状态,到我2002年回来后就开始逐渐公开化,并且伴随着很明确的一个朝向市场的发展趋向。而我在国外生活的两年时间正好和国内的这个变化过程相错过,所以当我回来之后,第一感觉并不是特别适应,感到机会也许很多,但似乎没有我的位置。因为对我而言,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和熟悉度还是停留在九十年代那十年,当时的中国当代艺术还只是在一个很小、很封闭的圈子里存在,当它公开化以后,艺术展览出现的数量、频率一下就变得非常高,来自各个行业背景的人都开始加入到这个游戏中来,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各种各样的艺术家也开始出现、活跃。因此在我刚回国的那一二年,我可能是并不太适应的,需要重新认识和投入到新的变化当中。
99艺术网:2004-2005年,您开始创立“北京公社”,是适应调整之后的新想法?
冷林:我原来的理想还是很明确的,并没有想做画廊。我原来的理想是在我作为艺术史论专家的职业道路上发展,做一些策展或者是评论的工作,也就是学术研究方面的事情,整个90年代我一直都保持着这种状态和方向。但到2002年回国以后,我面对的环境让我感觉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像过去可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以比较缓慢从容的节奏来延续我做事的方式和感觉。在那种混乱的状况下,好像并没有一个伯乐认可我的计划或者方式,那么我有一些事情就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去做,去尽力继续我的策展事业或者是实现我对艺术发展的想象以及验证对现有成果的判断。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任何展现的机会,比如双年展等方式,在当时还没有兴起,因此我的工作和理想也不可能得到认同。可是我又觉得自己的事业不能放弃,我也不能停止思考,所以在大背景和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开了自己的画廊,来延续、展现和打开我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当然开始的时候这些活动的规模都是很小的。
冷林:我原来的理想还是很明确的,并没有想做画廊。我原来的理想是在我作为艺术史论专家的职业道路上发展,做一些策展或者是评论的工作,也就是学术研究方面的事情,整个90年代我一直都保持着这种状态和方向。但到2002年回国以后,我面对的环境让我感觉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像过去可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以比较缓慢从容的节奏来延续我做事的方式和感觉。在那种混乱的状况下,好像并没有一个伯乐认可我的计划或者方式,那么我有一些事情就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去做,去尽力继续我的策展事业或者是实现我对艺术发展的想象以及验证对现有成果的判断。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任何展现的机会,比如双年展等方式,在当时还没有兴起,因此我的工作和理想也不可能得到认同。可是我又觉得自己的事业不能放弃,我也不能停止思考,所以在大背景和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开了自己的画廊,来延续、展现和打开我自己的思考和实践。当然开始的时候这些活动的规模都是很小的。
北京公社第一个展览《现实主义游戏》2005年,李尤松、王音、尹朝阳、岳敏君、张大力、张晓刚
99艺术网:您做画廊有一点被外部环境所迫的或者常说的时势造英雄?
冷林:也不能说是时势造英雄,就是被动地被推着走,如果当时我得到一个双年展或三年展的机会,我很可能不会走这条路。 因为我的理想是往思考与实践的方面走,但是我难以得到这样一个机会,而且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远离这个机会,再加上我本来对艺术的想象和判断跟社会的现实发展不匹配,所以必须得自己弄,自己造一个小环境把这几年的积累展现一下,就这样做了画廊。加上当代艺术公开化以后,这样的条件也具备了。
做画廊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走别的路子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得到外界的认同,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大环境下,艺术界的从业人员都变了,不像在过去的小的封闭系统里大家都认识。所以,当时走这一步(指开画廊)对我来说既是压力同时也是一个机会。
99艺术网:您强调自己对艺术的想象和判断,能不能讲一讲创办时对公社的定位?以及创办的过程?
冷林:北京公社是2005年5月份在草场地开幕的,到了下半年9、10月份的时候,压力就已经非常大。那个时候798的变化也非常大,我看到这一点后,觉得必须再迈进一步,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更好的位置,所以我就开始到798寻找地方,很幸运地在某些艺术家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空间就是现在的北京公社的雏形。这个空间找到后,当年还是把我吓了一大跳,直到2006年,我才开始在798做项目。
刚开始做画廊时我是很忐忑不安的,因为没有从事过纯商业领域,虽然当时还有一些顾问性质的工作,但是要自己完全担负盈亏,经验还是不足;虽然我在海外跟很多画廊都有关系,之前也曾经向海外机构介绍过好多项目和艺术家,在美国、德国都有一些艺术圈里面的关系,但是真到我自己去弄,感觉还不是很熟悉所有的细节,所以我采用了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方式,在一开始的时候只运营一个很小的空间,几乎只有一个助手,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在那儿事必躬亲,做一些网站的设计、画廊的设计、项目方案。刚起步的时候, 我觉得能生存下来是第一位的,但是等做起事来,以前的理想惯性又出来了,于是又有了好多想做但没有做成的事。
冷林:北京公社是2005年5月份在草场地开幕的,到了下半年9、10月份的时候,压力就已经非常大。那个时候798的变化也非常大,我看到这一点后,觉得必须再迈进一步,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更好的位置,所以我就开始到798寻找地方,很幸运地在某些艺术家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个空间就是现在的北京公社的雏形。这个空间找到后,当年还是把我吓了一大跳,直到2006年,我才开始在798做项目。
刚开始做画廊时我是很忐忑不安的,因为没有从事过纯商业领域,虽然当时还有一些顾问性质的工作,但是要自己完全担负盈亏,经验还是不足;虽然我在海外跟很多画廊都有关系,之前也曾经向海外机构介绍过好多项目和艺术家,在美国、德国都有一些艺术圈里面的关系,但是真到我自己去弄,感觉还不是很熟悉所有的细节,所以我采用了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方式,在一开始的时候只运营一个很小的空间,几乎只有一个助手,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在那儿事必躬亲,做一些网站的设计、画廊的设计、项目方案。刚起步的时候, 我觉得能生存下来是第一位的,但是等做起事来,以前的理想惯性又出来了,于是又有了好多想做但没有做成的事。
《只有一面墙》2005年,政纯办小组首次亮相
99艺术网:是什么样的展览项目来实现你的那些理想?是否这也决定了“北京公社”的调性?
冷林:我自己操办的第一个展览是2005年的“新现实主义”,这个展览综合了我从九十年代就开始思考的一些问题,比如过去的现实主义艺术在今天的变化与发展,如何展现它与今天的联系等等。在做这第一个展览的时候,我过去的职业理想就浮现了,几乎没有考虑到生存的问题。这个展览做了以后,反响还不错。我也得到了以前交往的很多朋友的大量帮助,本身这个画廊的空间是在艺术家的帮助下找到的,我做的第一个展览也是艺术家以参与或者资助的方式来帮助我,我很感激。其中也有一些以前交往的生意领域的热心人的帮助,比如展览的开幕式就是美国诺顿软件的总裁赞助的;他当时因为一个国际会议来到北京,北京公社当时是个很小的画廊,但在开幕式的时候他本人也来了,表示鼓励。另外还有一些个别收藏家用资金来帮助我。我想可能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能够收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朋友和同行的帮助,我到现在都非常感激他们。
做了第一个展览以后,大家觉得还不错,我也受到了鼓舞,加上理想的职业惯性,又开始了下一步更大的冒险。我做的第二个展览包括了摄影、录像、和装置艺术,第三个项目是我们五名艺术家组成的“政纯办”小组,首展叫“只有一面墙”,这是我们小组当时的第一次亮相。 开幕那天,我们还发布了一个宣言,当时澳大利亚Artspace的总监也来了,第二年就把我们小组请到澳大利亚的Artspace做展览。这些活动跟商业都没有太大关系,但都挺重要的,它们展现了我在过去几年中的思考。 我在自己的展览前言或者评论文章中也一直有意识地去编织一些概括性的词汇或者关键词,然后一步步地通过小展览的方式让这些认识更加丰满,得到呈现的机会。我做的第四个项目是策划了张大力的个展“第二历史”,后来这个项目被选入到MoMA展示,并作为丹麦馆的项目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
这些就是我开始办画廊时的状况,随之而来的,是我很快就面临了巨大的压力,那时很多韩国画廊或者西方画廊开始进驻北京,它们规模巨大,对北京公社的发展也难免造成一定压力。所以公社也开始想方设法代理艺术家,而不再将全部精力投放在这种琐碎的项目上。对一个画廊而言,艺术家队伍的建设非常重要,而当画廊自己的艺术家队伍建立起来的时候,必然会面临跟海外画廊的竞争。
《宋冬在北京公社》2007年
冷林:因为我是从九十年代过来的,在八十年代念书期间就写文章关心现代艺术的发展,所以我对同辈和上一辈都很熟悉,而他们也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获得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称为第一辈的艺术家。所以我的画廊的起点是从这儿开始的。但到2007年以后,我看到了一些新的变化,开始希望能够吸引到一批年轻的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加入到我的画廊里来,当时小刘偉就是最年轻的艺术家,我是他的第一个代理人。开始普遍代理年轻艺术家,则是到我加入佩斯以后,那时我把经营了十几年的艺术家从北京公社挪到了佩斯北京,作为佩斯的一个基础,希望这些艺术家能够在更国际化的环境中体现价值。而北京公社则开始向更年轻的一代艺术家发展,到他们中间去寻找文化动力。 这个时期很重要的年轻艺术家就是王光乐,当然我跟他也很早就认识了,只是在北京公社转型的时候才开始跟他合作。 公社后来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年轻艺术家的群展。当然现在这些艺术家们也不再年轻了,但是永远会有更年轻的一代出现,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个如何往下发展的问题。
《七个年轻艺术家》2010年,胡筱潇、胡晓媛、陆扬、马秋莎、潘小荣、王光乐、赵要
99艺术网:刚刚结束的宋拓的展览,还有上一个谢墨凛的展览,他们的创作已经和刘偉、王光乐有很明显的不同的美学追求,可能是85后更年轻的一批艺术家在出现,您怎么判断这部分艺术家?
冷林:因为我过去的节奏是比较慢的,在九十年代那种基本没有机会的环境里,我可以做充分的研究和观察,再去下判断。 但今天不允许了,一切都发展太快,必须广泛、快速地去捕捉,画廊则要像土壤一样让艺术家在里面成长。 所以我现在的速度相对比以前快一些(尽管可能还是比别人慢),也会在一定时候再去做判断。
《王光乐》2009年
我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抽象的展览,来集中阐释“上一代”的一批年轻艺术家,诸如王光乐、胡晓媛、仇晓飞、梁远苇、谢墨凛、尚一心等。我还是将他们的实践放在现实主义之后这么一个特定的阶段来看待。 至于更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代表如马秋莎,她虽然出来比较早,其实也算更年轻的一辈的,赵要、宋拓、陆扬就更加年轻了。我每次跟新的艺术家交流,对自己来说也是在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但一切发展都还是需要时间,我们自己也需要时间去消化、去吸收、去成长。
99艺术网:您选择这些年轻艺术家的过程是怎样的?
冷林:我就是看展览,看各种各样的展览。 现在的展览很多,这里面只有极个别的艺术家让我体会到不一样的东西;另外就是我始终保持和艺术家的交流,从中感受到艺术创作的变化,让自己一直保持思考和感觉的状态。
冷林:我就是看展览,看各种各样的展览。 现在的展览很多,这里面只有极个别的艺术家让我体会到不一样的东西;另外就是我始终保持和艺术家的交流,从中感受到艺术创作的变化,让自己一直保持思考和感觉的状态。
《马秋莎》2009年
99艺术网:现在公社的项目以年轻艺术家为主,您怎样保证项目的质量?
冷林:社会发展的简单模式是用“代”来取代“代”,但艺术不完全是这样,艺术是超越性的,今天的人看毕加索、达芬奇,还是可以忽略时间。所以我会做一些策略的调整,可能一些岁数比较大的艺术家也会进入到北京公社,不一定局限在年轻人的范围。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什么对于艺术来说是更重要的?年轻是永远没完没了的,但艺术不完全是年轻,还有另外一种东西。或许我的思考和行动方式并不完全适合投资性的市场氛围,但我相信这有益于我们以长期的眼光看待市场。
《宋拓:最可爱的人》2014年
99艺术网:您也是“政纯办”小组的一员,今年在广东、纽约、北京尤伦斯开展了很多展览项目,作为艺术家、评论家、画廊主,哪个身份您更舒服一些?
冷林:我做画廊的时候就想扮演艺术家的角色,“政纯办”的第一个项目就是2005年在北京公社做的,我觉得我在九十年代就有把自己转化成艺术家的冲动,那个时候我热衷于跟艺术家一块儿讨论、做展览,只是这个艺术家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到了2005年,艺术市场化的氛围已经很浓了,我觉得艺术除了市场化以外应该还有别的方式,恰好遇到了一批有同样想法的朋友,大家就在一起去做了,希望能够为当时的非理性气氛踩踩刹车。
做艺术家和打理画廊不一样,艺术家一直在考虑更前沿、更加一线、更加敏感的问题,要思考艺术创造的方向,这是艺术家的本能,当然也对我思考如何做画廊有很多帮助;另外最重要的是让我体会怎样去行动、去理解人性。我不是100%的职业艺术家,但是这个角色对我的人生还是很有意义的,任何跟创造力有关的方式(包括做画廊)都让我挺兴奋的。
99艺术网:北京公社走过十年,最初的理想是做一个“介于画廊和博物馆之间”的空间,这个理想实现了多少?
冷林:我觉得当你想休息的时候从来就不可能休息,停不下来,没有一个所谓恒定不变的状态,就像艺术家要不停地呼吸一样,我也要时刻保持对“变化”的意识和敏感,我现在还没有到停下来去想、去体会这个事的时候。
编辑:赵成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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