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蒙古帝国早期：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版图扩张和大规模对外战争征服杀戮时期的汉儒背景。

说到元代瓷器发展，必然要了解蒙元整个历史和社会背景。元代瓷器的器形、图案纹饰、文化题材、烧制工艺等，并非如很多学者和收藏家所说来源西亚和蒙古族的主体意识。现在一部分学者和收藏家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越来越发现元代瓷器(元青花)中蕴含的汉儒文化因素占到主体位置，这种汉儒传统文化的体现，使得另一些人把元代瓷器归结到明代早期的社会环境中，认为蒙古民族入驻中原，不可能推崇汉儒文化，所以瓷器上的汉儒传统文化因素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仔细研究蒙古整个历史和社会面貌，我们会发现汉儒因素始终贯穿整个蒙元帝国。

追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的灵魂人物成吉思汗是我们必然要客观了解的。因为他的思想和他创立的帝国，必然要影响到整个蒙古时期统治和之后元代整个社会。

成吉思汗自幼失去父亲，受尽强势部落的凌辱和欺诈，由母亲携带生活在树林里，靠母亲一个人打猎，采集来维持生命，这种特殊的草原原始丛林社会环境，练就了他刚强的性格。他曾说过：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 。以此育人，体现了他坚强刚毅的精神，甚至有点冷血。西方研究学者评价他的性格：如狼如鹰。他非常有目标和主见，善于学习和利用人才。即便是非蒙古族人才他也不排斥。他的这些经历和独特性格，造就了蒙古帝国的形成。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40多年时间里连续发动一系列西征战争，建立起庞大的蒙古帝国，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的崛起，也直接导致中原以汉民族为主的王朝覆灭。忽必烈在自己封地建立元代王朝，占领了包括南宋的所有疆土，最终统一了整个中国。成吉思汗的帝国有残暴的一面，这不可否认，无论后世和历史怎样评价，蒙元对中国整个民族的大融合是有历史贡献的，这一点史学界已有相当的共识。

成吉思汗所处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文化影响，有他的历史局限性和无法超越的客观性。北方草原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式的原始社会生态体系。他虽出身贵族血统，但来自生活最底层。所受的磨难，促使他具有血腥的同时，也具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由于善于重用与爱惜各类人才，并通过他们吸收各族优秀文化，从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体现多元文化内涵、在当时可称为一流的精华荟萃的智囊团。所以，史称“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正因如此，他才能所向披靡，取得“灭国四十”的“奇勋伟迹”。成吉思汗开始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非如我们很多人或者陶瓷专家和学者以为的蒙古帝国“只识弯弓射大雕”、排斥异族，排斥汉儒文化和汉法。

成吉思汗原来不重视汉儒治国文臣，且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直率地回答：“治弓尚需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使成吉思汗“闻之甚喜”。“帝重其言，处之左右”，因而成为成吉思汗的近臣和核心谋臣，后来成为蒙元帝国的脊梁。蒙古帝国的建立、以及赋税、立法、建户口、设科举等治国之策多出于他(科举因蒙古贵族的顾虑而夭折)。又如畏兀儿的塔塔统阿，“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他是太阳汗的掌印官。成吉思汗重用了他，“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后来，成吉思汗命他“将其法令训教用畏兀儿字写蒙古语，传示国中蒙古青年”。从此蒙古族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和知识分子，这是蒙古国向文明迈进的里程碑，也是汉儒文化对成吉思汗产生的影响力而逐步改变了曾经的丛林思想。

在这种不论前嫌，能者重赏重用的政策下，招降了一批批汉族和其他各族武将文臣，尤其是因多给以重用，使他们能调转枪头，成为攻金战争的实际主力，如刘伯林、耶律留哥、史天倪父子、张柔、石天应等一大批降将都屡立战功，也被封显赫官职。成吉思汗还通过对耶律楚材、耶律阿海、郭宝玉等许多汉儒智谋出众降臣的重用，听取他们关于立法、纳税、治国的建议和统治经验。关于成吉思汗采纳和重用汉儒人才诸多记载，大家不妨参考《元史》和蒙元相关史料以及17世纪以来国外的诸多蒙古历史的研究著作的研究，我这里就不罗嗦了。

总之，成吉思汗时期毫无疑问采纳汉儒的一些治国策略，也为蒙元忽必烈的元代王朝大量重用汉儒人才和汉儒治国框架提供了参考依据。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