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长街54号是梁启勋家”

“我们不想影响他们拍卖，但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些事实，要说明的是：南长街54号并不是梁启超故居。”在北京西三环的寓所里，梁思礼对早报记者表态。

在匡时公司的资料中，“南长街54号”被描述成梁氏兄弟共同的故居：1912年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梁启勋任中国银行监理、币制局参事，“在北京忙碌的工作中，他们亟待要觅得一处蔽身之所，几经辗转，最后选定了‘南长街54号’。”兄弟俩共同出资、共同营筑，“梁氏两个大家庭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相濡以沫的光阴。”

事实上，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流亡自日本回国后，在选择京津居住时并非没有犹豫，反而梁启勋极力劝阻他在北京定居。1912年10月24日，进京应酬了4天的梁启超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提到：“吾十年来，颇思念北京房子，谓为安适，今乃大觉不便，汝二叔更大攻击，吾初亦有迁居北京之意，今不复作此想矣。非惟房屋不佳，即应酬亦不了矣。” 11月1日返回天津，又给梁思顺写信称：“吾极喜欢北京房子，汝叔始终攻击。谓一返天津，如登天堂，吾不谓然。然吾实不能居京，居京则卖身于宾客而已。”

《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介绍，梁启超回国之初，租住在天津日租界荣街，一大家子回国之后，搬到德租界。1914年，他在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买了近4亩地，1915年建成前后两栋寓所，在其南侧的书斋饮冰室则要等到1925年建成。

北平(北京)图书馆在1930年与1954年两次前往梁宅接收梁启超藏书、手稿时，接收地点分别是“天津意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及“西单手帕胡同甲三十三号梁宅”。前者即饮冰室，后者即王夫人解放后在北京住处。

公认的梁启超故居，除了天津一处，另一处在其出生地广东新会。至于梁思成在北京的“挂牌”故居：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梁思礼回忆，那是1930年大姐梁思顺所购置，他小时候常去玩。但1929年即去世的梁启超显然未曾住过。

有史可稽的梁启超在北京的住处，一是在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时的团城。吴荔明听其母梁思庄回忆，小时候曾在团城上骑小自行车。而另一处，则是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教工宿舍。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回忆，他当时觉得自己的家就是清华，但父亲确实会在周末的时候，带他去南长街54号梁启勋家。“南长街54号当时确实是梁启超一个重要的落脚点，但是不能就因此说是故居吧，毕竟那是梁启勋的家，跟走亲戚一样。我去亲戚家里住了两天，就能说这是我的故居吗？”梁思礼说。

在梁启超对长女事靡巨细一一报备的书信里，并没有见到对南长街54号“共同出资”、“共同营筑”的记载。在梁启勋外孙孙军的描述中，当时南长街的地段并没有那么值钱，梁启勋分三次买了地开始建房。而另一位梁启勋的孙辈听来的说法是：梁启勋当年购地建房时，梁启超作为兄长曾出钱资助。而当梁启勋要还钱时，梁启超说：“不用还了，我也要住。”

“梁启超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是不分的，不光是跟梁启勋，跟其他兄弟姐妹、小辈，乃至夫人娘家的一些人，都是在他身边，靠他生活的。梁启超是长子，他父亲去世后，亲戚生活没着落都会找他。”解玺璋说。

梁启超去世后，梁家经济转困，天津的王夫人卖掉了原来的寓所，住在饮冰室。1950年，因为想念都在北京的儿孙辈，她将所余书籍捐献，将饮冰室卖了约合3000匹布的价格，购置了西单手帕胡同一处小四合院。吴荔明认为，如果“南长街54号”真的跟梁启超家有关，那么王夫人迁居北京就不必那么折腾，“我们那时候每周末说去婆(吴荔明称外公为公公，外婆为婆)家，指的就是手帕胡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公公在南长街54号还有房子。”

“梁启超基本还是住在天津，在清华讲课的两年，是比较集中住在北京的时候，平时住教工宿舍，进城的时候住在南长街54号。这些都有很多书信、记录可以证明。资料显示，房子是梁启勋买的，花了一万多块钱，故称故居并不合适”北京大学教授、梁启超研究者夏晓虹认为，房子不是梁启超购买并日常居住，因此不能称作故居。

“兄弟二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两家断交”

梁启超与梁启勋兄弟感情甚笃。梁启超流亡海外时，梁启勋负责护送其家人去日本。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结婚时，因梁启超正生病，在中国同时举办的文定礼，便在南长街54号由梁启勋主持。梁启超的正室李夫人去世时，梁启勋负责操办墓地，在条件艰苦的香山上待了两个月。

“梁启勋是梁启超同父同母的弟弟，梁启超活着的时候，他们两家关系非常好。梁启超会要求他的儿女每个人都给梁启勋写信，梁思顺有次一个月没有写，梁启超就写信给梁思顺催她给二叔写信，说二叔老问你。”解玺璋说。

但这种家族情感在梁启超过世的八年后结束。1937年12月，留在北平的梁启勋出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汇局调查室主任，调查日伪各银号经营情况和市面金融动态。其婿杨正彦在2010年发表的《梁启超的纪念馆应当设在哪》中，并没有将这段历史隐去：“日伪出于对梁启超的尊敬，给了他(梁启勋)一个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虚职，报酬有限，不得不把大部分的房子租出去，靠这笔收入维持生计。”

“抗战结束后，梁思成从大后方回来，就率领兄弟姐妹跟梁启勋断交了。”吴荔明回忆。

在这次拍卖的宣传中，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南长街54号”担任了秘密基地和庇护所的功能。但梁思萃表示，南长街54号确实帮助学生转移去解放区，但具体负责的，并不是梁启勋，而是他的儿女们。解放前夕，梁思萃在北大上学，当时她有3个同学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她考虑到南长街54号“深宅大院，便于隐藏”，便跟梁启勋的女儿梁思明提出能不能帮助转移。“那是1948年8月，我二伯在圆明园避暑不知情。这件事是思明接手的。他的儿女们确实做了很多贡献，这些都是事实。”

【编辑：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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