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手札

钱钟书手札

赵朴初手札

近些日，埋头于荣宝今秋丹鹤楼收藏专场中的文人信札部分的整理工作，忽忽然有种天清地阔，万象浩远之感；更觉陆机《文赋》之“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确乎合了这些文人尺素，也合了这些尺素所传递的情怀！

此处所及丹鹤楼，为我国版画五老之一力群先生的儿子郝明的斋号。郝明，笔名有方丹、阿明、方舟、方明、司马不平等。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任《新建设》杂志美术编辑。1975年定居香港，1987年赴美学习。在港期间，曾先后在《明报》、《明报月刊》、《南北极》、《观察家》等报刊撰写专栏。其中评价大陆画家部分，以其专业知识为文，总结画者创作经验，评述客观，极富可读性。

丹鹤楼所藏之信札，多为美术界、文化界人士致郝明先生或其家属的函件。信札，又称手札、书札、书简、书翰等，由古代尺牍演变而来，尺牍又有尺素、尺函、尺鲤、尺笺、尺翰、尺书等多种称谓，其中以尺牍用的最早也最多，故成为信件的代称。丹鹤楼所藏之信札，汇聚文化界名流如俞平伯、赵朴初、钱钟书、李泽厚、李桦、金庸、文怀沙、启功等，美术界名流如刘海粟、李可染、吴作人、王雪涛、董寿平、郑乃珖、宗其香、亚明等，同时也有政界如蒋纬国、蒋廉儒、冯沪祥、江南等。这些文人之间的尺牍往来，事无巨细，信手挥翰，有时事评论，有学术交流，有彼此情谊，更有家长里短，实在是随意随性为之，最自然不过了。

俞平伯手札

有幸近距离得观这些尺牍，仿佛那些响当当却又遥不可及的人物如此亲切、平和般站在你面前。红学大师俞平伯，手抚着从香港寄来的録音带，欢喜不已：“承惠赐録音带，两次均已收到，已侭够用了，感谢感谢！”再次致信：“承惠録音带已收到。远道盛情感谢感谢！”同为文章满天下的人，亦有相互的品评：“我有旧作五言长诗，载于《海淀文艺》四月号，记一九三七春游青岛事，未知曾见及否？”而对于文化界的某些争论，亦表关心：“方丹先生，承寄《广角镜》剪报，谢谢。文有趣而火气太重。二‘昌’之争，未知下文如何。”对于红学研究，观点毫不含糊：“曹诗之伪则不待言。久传王冈画雪芹像，今发现原题四页皆与悼红轩无关，其中且有称为‘进老’者，殆另是一人。雪芹遗物传者纷纷，皆不太可靠。”

钱钟书手札

“钱学”掌门钱钟书，以一部《围城》得闻天下。其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及文化批评领域的成就，足以让后辈仰读几世。盛名之人却是如此谦恭：“颂奉赐书甚感垂注。大文当细读，拙作蒙奖饰，惭喜交并。”友朋之间总有宽心之语：“尊报赐阅者为邮局退回，想已悉。其中当有记弟三妻四妾及驳正之文……及身当即此类神话鬼话，可堪一笑；古人逸事见于正史野史者，足以类推也。”

以十五部武侠小说“笑傲江湖”的金庸，以香港《明报》社长的身份给郝明致信，介绍：“香港是一个做事必须十分认真的社会，很难有捷径可走。多一分努力，多一分收获。”对于《明报》的用文规范也给予了极为细致的指导，如：①请写清楚，标点也占一格，少用惊叹号。括号用“…”不用“…”；②有些别字，在香港十分严格，不能错用(附例另纸)；③大陆简体字不能用，如“干部”的干，“态”“令”等等……武侠小说被称为“写梦的文学”，金庸又擅长以浪漫叙事构造侠谱，然而，浪漫与严谨并不矛盾，金庸信中提到：“任何小错误都能损害自己的前途。做文化工作，写一个错字都不大好的。虽然，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不能说绝对不会写错字。”

谦虚、平和是国学大师启功先生留给世人的印象。在其书法作品价格日益攀升的今天，一笺毛笔书信具有了双重价值，也记录了与丹鹤楼主的尺翰之谊：“郝明同志：手示接到已多日，迟复为敬！命写之字，试写了两件，不知能用否？如不合式，当再补写。示意欲枉顾，至为欢迎，弟在家养病，出门时少。随时奉候。”

赵朴初手札

读赵朴初的书信，有种想去搬条小板凳，听他慢慢叙述的心境。在此之前，佛教领袖、著名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名号，让我们离之弥远，而现在读他的书信，却又感觉是一位邻居长者，即在身边，跟你述说着生活中的事儿：“前年在院子里散步，忽然跌了一跤，当时响音很大。全屋的人都来了。幸未受伤。从此在家里也拄着杖。” “我还是经常发病，但精神还好。北京一冬无雪，最近才下了一次大雪，几次小雪，虽然晚了一些，毕竟对农作物有好处，对流感等疾病有制止作用。”他也跟你谈对一些人的看法：“李可染同志我没见过。我不知道他和你舅舅是同学。我从前看过他的画，印象中，是个聪明人。吴作人同志近来作画很辛苦，大幅的油画，对于老年人是相当吃力的。你养病中是不是也画些画消遣消遣？我很悔恨没有学画，否则，也可多一种趣味。”而关于文学或文字方面的探究，那也是信中常涉及之内容：“反听曲中‘圣明’二字应作‘自高自大、自吹自擂’解释，即后面的‘自夸’，前函已写到这一点，但又写了‘捧场’的字样，那是信笔写错了的，与原来诗意不合……”

郝明是力群的儿子，也由此与美术界人士有着良好往来。美术教育家、画家刘海粟先生与郝明谈到“宾馆画派”的说法，“首先就不高兴”，他提到：“因为这是‘四人帮’强加给画家的东西，我自己也深受其害，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宾馆画派’。不过，从思想感情上来说，当时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为宾馆作画，艺术家们画自己熟悉的、生活中美的、积极向上的、健康的事物。” 而治学的严谨，当是老一辈文人的共有特征：“莲塘图诗堂、诗跋泛笔写记，年月事实有错误，如尚未装裱，希将诗堂寄来重书！跋应当这样写……”

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吴作人先生也对后辈殷殷关切：“几篇文章在国内受到重视，希望你能多钻研，多为艺术作品写些自己的、公平的论点。”仔细修改文章后说：“稿子看了，有所补充和修改，反正你自己斟酌插入。当然，虽作为传记，还应当补充好些。”治学与行文的严谨，同样体现在他的信中：“所取去的资料，有几处更正误：第10页第11行，第3字‘奥’改为‘德’字；第34页第八行中‘来报答’三字，改为‘不辜负’……”

对于郝明母亲的去世，董寿平深切关怀；“闻你母逝世数日，不知你父亲近来身体健康情况何为？老年丧偶实属不幸，其隐痛悲伤有不比为子女言者。故为之子女者务必多多安慰体贴才好。”华君武也是致信：“你母亲病逝，实出我意外，她是那样乐观通达的一个同志，再也想不到会这样年纪就去世的。当然，她的逝世，对你父亲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惜力群先生也于今年仙逝，又一位老一代版画家远离了我们。

更有一些极其生活化的琐碎之事，比如郝明替俞平伯、钱钟书、李燕代买一些録音带啊，给赵朴初寄送上当时条件下很稀罕的花生啊，给刘海粟寄送上茅台酒啊等等……凡此，皆拉近了与我们的距离，而一个个人物，以及那些也许在报刊书籍里见不到的真实，就此鲜活般展现在我们面前，默默与我们作最深层的心灵交流。

文人信札，被认为是集史料、文献、文学、书法、文物等于一身，具有多重价值。民国以来尤其是近代书信札，因其距离近而容易读懂，因其内容与社会紧密而具有学术研究价值。观近几年拍卖市场，文人信札总得到“礼遇”：2003年中国嘉德(微博)拍卖会上，孙中山遗墨——致叶恭绰信札四通，以111.1万元成交；2004年，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婚变”事件中的两封书信，5万元起拍，最后以23万元成交，2008年再次交易，以37.4万元高价成交；2005年，《郁达夫致王映霞信札》在上海嘉泰以37.4万元成交； 2008年底，上海拍卖一封老舍致章士钊的信，2000元起拍，最后以5万多元成交，高出底价25倍以上；钱钟书致吴祖光信札，一张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便笺，不到10行字，2008年12月在上海以1.1万元拍出，2009年5月又出现在北京，以2.3万元成交。2009年嘉德春季拍卖会上，近代文化名人陈独秀、梁启超和徐志摩写给胡适的信札以744.8万元的高价成交，把名人信札的拍卖推向高潮。2012年9月，徐悲鸿致黄养辉的两通信札在嘉德四季拍卖会上分别以33.35万元和21.85万元成交。

从2009年末开始，郝明先生开始整理这些信札，他坦言：“我手里这些‘宝贝’又没人知道其中的典故，流失了就太可惜了！所以，在我身体尚健康时，尽快把信札整理出来。”友人对他说：“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本着此种心愿，郝明将这批信札呈现给世人，同时致力于撰写《我与大师》(文怀沙将其改为《方丹眼中的大师》，并为此书题了书签)一书，如“我与赖少其”、“我与钱钟书”、“我与赵朴初”、“我与顾颉刚”、“我与李可染”等。相信，等到著作面世时，我们会对信札内容又有进一步的认识，而人物掌故与个中情感又必然将深深感动后世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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