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尊之双螭耳设计巧妙，几近镂空，颇为精巧，检阅海内外各大公私机构典藏可发现，其造型与北京故宫典藏“清乾隆 青花龙寿纹螭耳六方瓶”风格颇为接近，当为同一时期之佳作。关于此式六方瓶清宫档案《乾隆七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有如下记载：“八月二十九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交青花白地双云耳六方方尊一件，传旨，此尊样式甚好，着唐英照样烧造几件，但尊肚子坐龙不正，做时改做周正。其尊耳子不好，着唐英另改好款式耳子。再照此尊款式花样收小些烧造几件。惟尊肚上坐龙不用，改别好花样。烧造得时，原样一并送来，钦此。”唐英接旨后，埋头苦干三个月，终于在同年十一月完成任务。与文献记载“于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司库白世秀将唐英照样烧造得青花白地双云耳六方花尊改款式耳子四件，并样一件进交太监高玉呈进讫”相符。而目前所见的此式六方瓶均为双螭耳，未见双云耳，故可推断此种双螭耳当为经乾隆皇帝甄别首肯并推广到其他器形的心爱设计，由此也可知本件八仙尊的生产年代也应不早于乾隆七年。并且此尊的款识也颇为独特，与众不同，如乾字下部写作“丂”并略有倾斜等，查阅资料后发现，与此最为接近的款识见有北京故宫典藏“清乾隆 粉彩黄地缠枝花纹大瓶”及南京博物院典藏“清乾隆 青花缠枝花卉纹鸠首鹿头尊”，当出自一人所书，而二者均为典型的乾隆早期唐窑重器。另有台北故宫“乾隆洋彩”专题展览中发表的乾隆六年至九年洋彩瓷器中，此种写法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其中“乾隆七年 磁胎洋彩霁红梅花胆瓶一对”之款字亦完全相同，而乾隆九年后则再未出现相同写法，故明确了此件八仙尊的生产时间，当在乾隆七年至九年之间。

此外，此尊所绘八仙题材也颇有考究之处，这一主题纹饰见于瓷绘，可追溯至元代，而又以明代嘉万时期最为流行，盖因当时皇家崇信道教，景德镇御窑生产了大量以道教元素为装饰纹样的制品，其影响深远，以致雍乾时期御窑相同题材画面布局仍基本沿袭了嘉万时画法。清代满州贵族兴起于关外，入关之前已信奉藏传佛教，入关后重视利用儒学治国，对道教虽仍予以保护，但远不及明朝那样尊崇。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皇帝本人对道家思想和道教方术兴趣浓厚，依明朝旧例封赠正一真人，令其掌管天下道教。雍正帝是清代帝王中最为崇奉道教、重视祥瑞符应的一位，他曾装扮为羽扇纶巾的道士，于万机之中，刻意塑造出一种逍遥自在的恬淡，以示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御事之能。与此同时，他还曾于圆明园内炼丹制药，邀约道士，耽于道术。雍正对于道家术法的渴求，自然地呈现于御用制器的审美之中，因此，雍朝瓷器不乏以道教装饰题材的作品。此尊与雍正御窑一脉相承，其精细的画法与前朝并无二致，相同的题材可见上海文物商店旧藏雍正御窑所出青花八仙碗，笔法分毫不差。除八仙外，画面中出现的灵芝、寿桃也是道教中祥瑞的象征，整器充盈着道家“长生无极”的美好寓意，而表现手法又极为高妙优雅，丝毫不见乾隆后期乃至嘉庆的喜庆堆砌，在清代御窑中堪称独树一帜的隽品。如此精彩的设计，我们有理由推断他对道教有着深刻的理解，是一位忠实的道教信徒，同时又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而这位出色的设计者，也自然是非唐英莫属。唐英对道教的崇信，可从乾隆五年、六年他私烧敬奉给京城各处庙宇道观的青花五供中看出些许端倪，这些供器目前散见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及拍卖市场，计有十余件(对)，所供奉的神灵多为天仙圣母、东岳大帝等这类祈求多子、护佑平安的道教神仙。或许正因他有所信仰，方能设计烧造出如此精美而又蕴含深厚宗教寄托在其中的艺术杰作。

其实至乾隆时期，藏传佛教对皇室的影响达到顶峰极致，乾隆帝更是从个人行为和国家行为两方面去实践着他的崇佛信念，其自命为“佛心天子”，宫廷与道教的关系渐趋冷淡，尤其在唐英之后，乾隆官窑已极少再见此类以道教为主题的大型陈设御瓷，鹿头尊也多以百鹿尊的形式出现。与本尊可资比较者见于北京故宫典藏“清乾隆 青花八仙图葫芦瓶”，主题纹饰、双耳造型与本件有着明显的一致性，故宫出版物中也直接称其为唐英的创新之作;而最为接近的则见于香港苏富比1980年11月26日拍卖，编号174“清乾隆 青花八仙尊”，惟口沿纹饰、寿石之灵芝与空中蝙蝠的布局略有差异。故念及此处，此尊也可作为雍正御瓷精雅的艺术趣味在乾隆官窑华美瑰丽的光晕下的延续，可谓是督陶官唐英的心血之作，“唐窑”典范，凝结了雍乾二人共同的审美追求，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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