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耶夫拍下的中国

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历史之后：作为摄影师的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展，算得上是“深入浅出”的典范。“浅”至何种程度?大概没有人会看不懂现场所展示的物件本身：科耶夫在旅途中的行程手稿、其生前于世界各地收集的明信片(这一部分出于展览安全考虑只以桌布打印形式展出)以及作为展览主体的摄影幻灯放映，主要展示这位俄裔法籍哲学家、外交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于欧美、亚洲四处旅行途中所作的将近400幅摄影作品。这些幻灯照片与那些明信片上的图片有着令人回味的相似，并无多少新意，甚至普通大众都可为之。

然而展览标题“历史之后”暗示了“深度”的必然存在。在其中建立起联系的，是与之相伴的一系列关于科耶夫生平及其政治哲学主张的介绍、阐释文本，以及开幕时以策划这一展览的哲学家、艺术史家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为主角的若干场讲座、对谈。

这就对观众提出了更多的参与要求，尤其是智识上的准备。科耶夫在理论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对黑格尔、尤其是其《精神现象学》的阐释，以及一脉相承、并且更为重要的，他自己提出的“历史终结”理论。并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科耶夫选择了从文化领域走上外交仕途，而这一生命历程(与其叔父瓦西里·康定斯基刚好相反)也恰是他在提出并自行完善了“历史终结”理论后、将之在实际中进行了实实在在的衍伸。他曾先后是法国驻多个国际机构的代表，被认为是欧盟的缔造者之一，而他参与起草、撰写的关税法和海关条约直至今日仍在欧盟沿用。这些都归结于科耶夫对“历史终结”的认识：他认为历史已随着法国大革命走向了终结，换句话说，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使人的欲求得到了普遍的承认，而对最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探寻也随之终止，之后的当务之急是“管理革命之后的国家”，也即科耶夫所称 “智者的职责”。由此可见，科耶夫也正是以智者的使命为己任，才会借由外交生涯来追寻自己对革命之后的管理事务的直接介入。

这仅是科耶夫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已，然而了解这一切后再回过来看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所拍摄的那些人迹稀少的照片，初见之下所藏匿着的诸多信息皆可浮出水面。值得一提的是，策展人将所有照片以九张一组的幻灯形式投影在硕大的暗室内，首先这也遵循了科耶夫摄影的本来面目(均以幻灯胶片形式存世)，同时摈弃了逐一的观看模式，视觉上的同时性强化了对其拍摄对象及取景的认知——教堂、庙宇、历史古迹，那些被从过往的时间中抽离出的图景——，借由这些不带感情色彩的图像，科耶夫所指向的并非历史本身，而是恰恰在图像中缺席的、也是他毕生所关注的“后历史”时代人类文明如何延续、生命政治结构如何进展的问题。

鲍里斯·格罗伊斯将摄影称为科耶夫哲学思想的“一种延续”、“另一种手段”，或者，若可将科耶夫的整体政治哲学理念视为一个多维体，他的摄影作品可谓其低维切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当代艺术框架下(或者跳脱这个框架)来展示这些被视为艺术作品的摄影。

这个展览是荷兰乌得勒支的BAK当代艺术中心“前西方”项目中的一个研究性展览，也是刚刚参加了本届光州双年展“重回个体经验”单元的策展项目，它们都为科耶夫的摄影提供了不同的展示和观看语境。如何在不同地域创造新的语境、以便不同文化背景下多类型观展人群的介入，是所有巡展所面对的共同课题;在深圳，科耶夫的摄影经由文本、讲座、对谈等对于展览项目有相当重要作用的活动来提供了不同的观众介入通道，即便如此，面对这些已然司空见惯的传统途径，还是不免想要多问一句：是否存在着其他一些更具新意、且更能避免表面化解读的方式，以便与观众建立起更加有效的联接?这或许是一个“展览之后”的课题了。

【编辑：文凌佳】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