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展品:米勒《拾穗者》
“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展日前将87件油画精品呈现于中华艺术宫,19世纪法国的辉煌荣耀和贫困苦难尽在其中
[ 这次展览让中方策展人李凝想起1978年轰动中国的“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当时美院的老师带着学生趁夜临摹,其中就有陈丹青 ]
“米勒《拾穗者》中的三位农妇,是法国的三个女神。”站在这幅诞生于1857年的色调恬静的画作前,静心揣摩画家描绘的三位穿着粗布补丁衣的农妇,她们佝偻着身躯,捡拾地主收割后遗漏的麦穗,粗大变形的双手,静止的疲惫身影,如雕塑般静默呼应着罗曼·罗兰对这件名作的感叹。
2012年11月16日至2013年2月28日,由中华艺术宫和奥赛博物馆共同策划举办的大型油画艺术珍品展“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巴黎奥赛博物馆珍藏”将集中展示奥赛博物馆珍藏的87件油画精品。展览以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为切入点,集中围绕巴比松画派、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等艺术流派,通过柯罗、米勒、库尔贝、博纳尔、勒帕热、罗尔、雷诺阿、巴比松艺术家群等著名艺术家的经典代表作来展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绘画艺术。
在1500平方米的展厅内走一圈,如同游历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生活场景。展览的八个章节:“风景:从柯罗到库尔贝”、“米勒”、“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画家‘梦蝶’”、“布尔乔亚的低调魅力”、“孩童”和“苍生疾苦 振臂一呼”,从不同角度灵活呈现“法国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等在19世纪特殊历史情境下的形成、发展与衍化。
“在法国,我们从来没有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回顾法兰西文化与历史渊源。展览所涉及的半个多世纪很短暂,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审美变革。以这种视角举办展览,在中国是第一次,对法国人来说,也是第一次。”奥赛博物馆主席居伊·科热瓦尔说,他希望这些油画精品能展现出一首“渴望真实”的法兰西文化史诗,并“在真实中保留日常生活的些许诗意”。
反思的种子
87幅总价值高达1.85亿欧元的法国名画倾巢而动,在中华艺术宫展出16周,无论对上海还是对奥赛博物馆而言,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如此大规模的展览,对我们是一个启示。”谈到这场筹划了11个月之久的跨国大展,居伊·科热瓦尔说,光是主题的思考,就给了策展人一个机会重新厘清现实主义背景下的法国绘画风格及其历史根源。
“我们想在展览中探索1848年至1914年贯穿法国艺术的写实主义脉络。”策展人斯特凡·盖冈说,从库尔贝和米勒时代起,写实主义就不再是“对现实的简单模仿”,那个时代的艺术家相信,“一个在光天化日下的乞丐要比坐在宝座上的国王还要美”,他们沿袭浪漫主义的绘画观念和手法,却更重视事物和存在的本质特征,他们的创作对象是纯粹的大自然、农民和乡野,而不是矫揉造作的贵族与他们的华服。
在“风景:从柯罗到库尔贝”中,你可以看到法国写实主义对巴比松画派乃至印象派的影响。“走出画室,到自然中去”,这句印象派的口号,其实在柯罗、朱尔·迪普雷和库尔贝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实践。这些1840-1850年的风景画作,摒弃了清晰的轮廓和光滑的表面,以充满诗意的氤氲气氛描绘开阔静穆的法国乡村风貌,可以说,这批画作开启了印象派的风潮。
米勒曾说,“我生为农民,到死也还是农民,我画我所见所想的一切,是要让人们看到我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斯特凡·盖冈称米勒为“野路子的天才”,这位农民画家一生都在描绘他所热爱的土地,在展览的重头“米勒”一章中,观众的视线将被带入19世纪法国乡村土地的深处。奥赛博物馆镇馆之宝《拾穗者》,以及米勒的《簸谷人》、《牧羊女和她的羊群》、《缝衣女》等九幅代表作,将农民生活中的贫困、焦虑与哀愁呈现于质朴笔触下,那些宁静淳朴的人物肖像,摒弃了精细完美的古典主义技法,笔法看似朴素拙朴,却体现着沉厚的土地之美。
“米勒的作品中,现实的形象同时具有象征意义。”凡·高对米勒的评价,切合了19世纪后期的法国社会现实。《拾穗者》1857年面世时,恰逢法兰西第二帝国,巴黎正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反动专制制度难于维持。“米勒的画作,为人们播下了反思的种子。”斯特凡·盖冈说。
变革与启蒙
“我们试图通过这次展览说明,写实主义如何在1870-1890年间演变为‘自然主义’。”斯特凡·盖冈认为,画家布勒东、巴斯蒂安·勒帕热、罗尔、热尔韦和莱尔米特的作品具有自然主义的多样性,他们的绘画种类和主题不限,从史前时代到宗教叙事,从公共医疗到东方主义,从市民阶级的舒适生活到破屋陋室,无一不可入画。
此次来到上海的《干草》,乃巴斯蒂安·勒帕热创作于1878年的杰作,被视为开创了自然主义运动先河。农妇位于整幅画的核心,她瘫坐在草地上疲劳木讷的神情,似乎是相机镜头抓拍到的微妙一瞬。斯特凡·盖冈评价,这种大胆的构图和描绘,集中了印象派和摄影技术之所长。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正处于迅速变革的时期,科学技术和经济都取得了成就,但成就带来的问题是紧张的社会关系。人们享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却对工业时代深感不满,焦虑不安。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社会矛盾积聚,艺术家无可避免地投身并参与到一系列变革中。”斯特凡·盖冈说,1850-1860年的现实主义画家已具备政治意识,展览最后一章“苍生疾苦 振臂一呼”中的画作,以接近摄影的画风和戏剧化构图呈现当时法国工人阶级的艰辛与不满,《圣旺的罢工》(1908年,保罗·德朗斯)、《水手》(1854-1897年,阿道夫·比内)、《建筑师》(1910年,亨利·马塞尔·马涅)等作品,皆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写照。“那是一个呼吁关注社会、褒扬工作价值、鼓励各个阶级之间互帮互爱的时代。”
87幅名画组成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样貌,这让中方策展人李凝想起1978年轰动中国的“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那场展览由法国政府牵头,48家国立博物馆联合筹备而成,1978年3月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之后迁移到当时的上海工业展览馆。曾经看过展览的老一辈观众仍记得,每天展览结束后,美院的老师带着学生趁夜临摹,这当中,就有画家陈丹青。展览本身虽算不上法国绘画的精华,对中国绘画界而言,却是一场重要的启蒙运动。
“1978年的那场展览,我还只是一个22岁的毕业生。”居伊·科热瓦尔说,那时候奥赛博物馆尚不存在,哪些画作曾经来过中国,他并不知道。“但现在,我能亲自组织这批画作来到中国。艺术是一种邀请,我们邀请人们走进艺术之美,让艺术进入每个人的心灵,从这里,你们将会了解到19世纪法国的辉煌荣耀和贫困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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