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边地区，是指秦岭和米仓山南麓之间的四川东北部和陕西南部的广大山区。这里地势险要、土地肥沃、民风淳朴、人民勤劳，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区。但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和封建统治政权大肆征收苛捐杂税，这里名目繁多的捐税竟多达百余种，居全国之首，民不聊生。

1928年到1932年，川陕边地区连续五年遭受旱灾、虫灾，各派军阀却不顾人民的死活，拉丁派款、强夺人力，肆意掠夺，部分县城的田赋竟如“鹅城”一般已预征到五十年以后。在军阀和封建地主的租、捐、役、征等的条条绳索的捆绑下，人们饥寒交迫，背井离乡，纷纷逃亡避难，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川陕边区广大人民，翘首期盼着曙光的来临。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陕南山区。鉴于此时恰逢四川军阀混战，川东北地区守备空虚，12月10日，张国焘在陕西的城固县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在川陕鄂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成立前敌委员会，以加强集体领导，寻求在川东北地区的党组织的配合下，乘机入川。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以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为先遣部队，从陕南地区开始翻越天险大巴山，向川东北挺进。18日，先遣部队在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等的率领下胜利翻过天险大巴山，如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川东北通江县北部边界重镇两河口，打响了入川的第一枪。国民党守敌闻风逃窜，溃不成军，红军乘势仅7天就解放了通江县，这也是红军入川后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后，立即组织、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积极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摧毁了当地的反动势力。而地方党组织则积极配合红军行动，号召穷苦工农积极武装起来拥护红军，成立川东游击队，配合红军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一时间，大巴山下，掀起了广大群众向封建势力猛烈冲击的暴风骤雨，仅数月便先后解放了国民党陆军上将—田颂尧控制的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川陕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南京国民政府和四川军阀大为震惊，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中的川籍要员，纷纷电告四川各派军阀停战言和，共同进攻红军。

1933年1月21日，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的成都混战，在蒋介石的一再干预下，偃旗息鼓，暂告一段落。1月27日，蒋介石委任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拨给军费20万大洋、子弹100万发、飞机4架，令其迅速“剿灭”立足未稳的红军。1月28日田颂尧在成都宣誓就职，副军长孙震被委任为剿匪总指挥，集结围攻兵力38个团6万余人及数十支地主武装，在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下，兵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开始对根据地进行“三路围剿”，幻想分进合击，将红军消灭或逐出四川，收复“失地”。
面对敌众我寡的局面，这支刚入川不久的红军队伍及尚不稳固的根据地，正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情况紧急，1933年2月17日仅有150余人到会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城召开，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为指导，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选举熊国炳为主席，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号召川陕省苏区人民动员起来，全面彻底实现土地革命，配合红军准备粉碎敌人的“三路围剿”。

1933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获悉的敌情，在江口县(今四川省平昌县)的得胜镇北山寺召开军事会议，进行反围攻部署。会议对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作了清醒的分析，认为：红军入川不久，根据地尚不巩固，只控制了通江、南江和巴中县的大部分地区，回旋区域很小。红军占领区山大人少，战线太长，不可能全面抵御敌人的多路进攻，只有缩短战线，进行重点防御，才能歼灭敌人；红军在作战人数上还不到敌人的三分之一，敌众我寡，而且还缺少武器弹药，要粉碎敌人这次大规模的围攻，困难重重。同时也认为：这支由各军阀残余势力拼凑起来的队伍看似很壮大，但内部矛盾尖锐，明争暗斗，步调很难一致；敌人数量虽多，但官兵大多吸食鸦片，缺乏与红军作战的经验，战斗力不强，消极厌战且存在轻敌情绪。而红军方面，士气旺盛，战斗力远远超过敌军，同时红军入川已有两个多月，已得到了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积极进行了创建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红军在执行任务中和川东游击队及当地贫苦群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初步熟悉川东北的特殊地形，有着粉碎敌人“三路围剿”的有力条件。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