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艰苦战役中，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会议对敌我情况的清醒分析和川东北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地势特点，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等方针来打破敌人的围攻，并针对敌人的情况进行敌攻我守、敌退我进、敌守我扰等伏击战，硬是节节击退敌人。

1933年5月20日，徐向前指挥红军在方圆不足百里的(通江县)空山坝狭窄地区，对敌人发起总攻。将敌人分割包围，激战三昼夜，至24日，全歼敌军7个团，击溃敌军6个团，击毙、击伤、俘获敌军共5000余人，史称“空山坝战役”。空山坝大捷后，红军又乘胜击败仓皇撤退的敌中央纵队和右纵队，接着又击退刘存厚及王铭章的左纵队。至此，历时4个月的反“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红军共击毙、击伤、俘敌24000余人，缴获枪械8000余支，机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田颂尧的这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损失大半。

惊闻田颂尧部队失利和江西中央苏区军民粉碎“四次围剿”的同样结局，蒋介石气的摔烂水杯，大骂：“赤匪当道、辱我蒋家军……”。然而此次的失败并未让蒋介石意识到这仅仅才只是开始，他疯狂的搜刮一切财力，大肆扩充战备，调动100万兵力，谋划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新一轮的大规模进攻，并不断催促四川军阀刘湘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

与此同时，1933年6月中共川陕省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和红四方面军军事工作会议（即木门会议）先后召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根据地反围攻胜利后的新形势，做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红军与地方武装”和“组织问题”等决议。决定扩编军队，加强政治、军事和后勤工作。红四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11个师、29个团，计5万余人。张国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徐向前兼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1933年7月7日，刘湘被蒋介石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命令他督率四川各军努力剿匪。然而老奸巨猾的刘湘却提出“先安川后剿匪”的口号，并假借筹措“剿匪”的经费而开办钱庄增派田赋和课税，一方面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索要拨款和武器，另一方面却调动全军主力猛攻自己的堂叔刘文辉，心思全然不在剿匪上。

1933年8月中旬，红军乘刘湘的“围剿”组织尚未就绪之际，召开了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迅速开展了“仪南”、“营渠”、“宣汉”三次进攻战役，攻占了仪陇、营山、达县、宣汉、万源5座县城。相继建立了仪陇、阆中、嘉陵、英安、营山、长胜、渠北、达县、宣汉、红胜、城口等苏维埃政府。根据地扩大到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600万。有绥定、巴中两道级苏维埃、23个县和1个特别市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与川东游击队胜利会师，改为红33军。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000多人扩大到5个军，80000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发展到10余万人。苏区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军需及经济设施。同时，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拥军支前、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热火朝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成为川陕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