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也就是说这个展上的作品大多没有个性？

谭天：它就是没个性。现在的画家在画人物的时候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广东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跟摄影比赛，看怎么样更逼真。自从出现摄影以后，西方已经认识到绘画不能跟摄影比了，在安格尔的时代已经到终点。而在今天，即便你要走写实道路，按照恩格斯所总结的“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也没有做到。环境不典型、人物不典型、性格也不典型，最后就变成了千篇一律回答“我幸福”的情况。

追溯历史，欧洲的宫廷绘画里也有小矮人这样的畸形人物，俄罗斯也出现过列宾这样深刻的画家，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表现统治阶级的剥削和残酷。反观当下，我们的社会就那么“幸福”吗？就是像这次展览画中形象那么平庸吗？不是的。我们的生活多么丰富。

有些人说这不好表现。其实这是艺术家在偷懒。偷懒偷在哪里？想参加一次展览就以高价钱把这张画给卖掉，想讨好有钱人的喜好。他没想过让这张画进艺术史，以绘画对社会的进行历史记录，对此时此刻的某件事件进行艺术家的表态。相反，只是画一个美女，画一个漂亮的场景，然后参展、拿奖、卖得好价钱。艺术家不应该是这样的。从这次展览中，可以看到艺术家的集体扭曲、迷失、迷惘，失去了方向。

今天的这些油画，在技法上跟照相机比赛又前进了一步。在表现幸福感的时候大家表现得更一致。如果说它有另外一种意义，就是社会学上的。在一百多年后别人回顾这届的展览，就会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的画家都是这样画？它反映了现在艺术家，这些精神文明创造者的整体水平。中国的画家在2012年大部分就是这种水平。这个展是一个标本。

羊城晚报：艺术家的创作在观念上原地踏步。那么一些官方机构、主流美术馆在策划展览、对艺术家进行评判时，也一直这样。

谭天：对，没错。我们不光要追问艺术家、策展人，还要看到一种根深蒂固的理论思想，或者是文化指导思想，主导和引导这些画家去这样画，规定一种参展标准使他们就范。我们也要对这种所谓主流提出疑问。

所以这个展放在1980年、1990年，还是现在，内容上还是没多大进步的。为什么有说法说架上绘画死亡？其实是架上绘画自己给自己埋下很多祸根。油画本来作为一个很宽阔的表现领域的手段，本来可以画很多东西的，但现在把自己的题材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简单地说，我们就仅仅表现幸福生活而已。为什么在“吾土吾民”展里这么多艺术家，向社会提出的问题就只有这句话“你幸福吗”，而他们的创作作为他们自己所得出的回答，通通都是“我幸福”。

羊城晚报：这些年来油画都与摄影竞赛，都在“写实”。但为什么这种“写实”，没有真正地“写实”呢？没有反映或介入当下中国？

谭天：这里面就显示了两个层面上的概念。第一个是技法层面上的。所谓写实，就是，这个人是这样的，比如说人是有透视，有皮肤有色彩的，有冷暖的，有黑有白的，这是一个写实。另外的，是这个“实”真实存在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写实”仅仅写了表面的实，而没有写“实”后面的更需要表现的精神面貌。如果一个人只有躯壳被画到，而没有画到精神面貌的时候，他是一个死人，或是一句模具。而仅仅是画一个很肤浅的表情的时候，这个人只是一个肤浅的人。所以我想说的“实”，是精神层面的实，而这个精神层面的实不仅仅是崇高的、美丽的、善良的。它还包括很多中性的，甚至丑和恶的东西。

羊城晚报：这个油画展上的不足，是不是也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当代油画的一大问题？

谭天：首先你所说的问题绝对存在。但在当代艺术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比如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刘小东，他们都是真正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精神层面。但是在我们做传统艺术的时候，在美术馆做主流艺术展览的时候，或者由官方来举办这类展览的时候，他们都是摒弃这种东西的。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可以把反动的、迷信的、黄色的剔除掉，但也应该更宽容一点。另一方面，官方没有提倡个性，而艺术家就只会顺从，这就是艺术家的悲哀。
羊城晚报：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所具有的注重精神面貌的描述，没有能在主流油画展上看到。这种“分裂”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谭天：我觉得“分裂”的造成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说。

第一，艺术家要生存，就要适应社会对他的种种约束。这个社会的主流状态是，上级领导是什么思想就对下面的人，特别是对那批有自主思想的人形成约束。这批人就算多么慷慨激昂，但要参展的时候，就必须顺应约束才能进入展览，才凭着这个晋升，涨工资。这种展览是上级最喜欢的，一个展览是幸福的，十个展览是幸福的，一百个展览都是幸福的。这种约束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约束。

第二，是金钱的约束。只有这样的画才有人来投资，有人来买，才有市场效益。不客气地说，富裕阶层的文化程度和富裕程度是不匹配的，他们的审美趣味很低俗。他们选择艺术品就是希望买个好看的，挂在家里让家里有幸福感的。所以很多艺术家都只创造有幸福感的作品。而艺术家没钱，就只能追着别人跑。事实上，不应该是这样的。艺术家应该是很独立的。现在很多艺术家没钱，就只能跟着有钱人跑。如果梵高跟着他当时的世俗眼光去跑，那就不能成为梵高了。

第三， 就是被自身文化水平和文化素养所约束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比较轻视文化素质的培养。过去成名的大师不是一般的画家，像潘天寿，他写的美术史我们都要去读；尽管齐白石是个木匠，他写的诗也是别开生面的。现在这些画家，即使没有前面所说的两种约束，他不具有足够的学养。说句不好听，他本身就不具备是做艺术家的素质，或者说就不是一个做个性艺术家的素质。一个平庸的、没文化的、混饭吃的工匠，怎么能当艺术家呢？

【编辑：田茜】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