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档和断背情

与马列维奇轻快的构图共处一室的是另一位美国艺术家马斯登·哈特利笔下稍嫌繁复的“德国军官”。哈特利在旅欧期间和康定斯基等人相识，并受到德国表现主义及抽象主义的影响。评论家相信，他爱上了一位德国军官，此后该军官不幸亡故。爱情的甜蜜迅速让位于战争的残酷现实，而哈特利只得通过再现德国军官身上的种种元素，来倾诉心中一腔未了的感情。半抽象的画面，被浓浓的情意所填满。

《纽约时报》艺术评论人罗贝塔·史密斯指出展览中遗漏了保罗·克利和胡安·米罗。前者的缺席是因为借展方中途变卦，而后者本可以为展览“带来一缕搞怪之风”。不过，她也指出展览中的惊喜，比如有很多女性作品被重新定位。

罗伯特·德劳内和他的妻子索尼娅·德劳内-特克一同亮相。后者以色彩饱和的抽象作品为当时很多书籍设计了装帧，包括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诗集《醇酒集》。阿波利奈尔的现代主义写作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他也是立体派等画家的支持者。

展览中另一对引人注目的夫妻档是汉斯·阿尔普及妻子索菲·陶博-阿尔普。艺术评论家彼得·谢达尔在《纽约客》上撰文推选出自己心目中最欣赏的作品是陶博-阿尔普的《纵横构图》(Vertical-Horizontal Composition，1916)。这张小型针织作品上，艺术家将黑色、白色、红色、蓝色、灰色、棕色等色彩分配在不规则的网格中。评论家相信，在和谐及奔放间达到视觉的平衡需要“微妙的眼力、清醒的头脑和炽热的内心”。

阿尔普夫妇在一战期间是苏黎世达达主义者。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杀戮的疯狂中，而他们似乎热衷于抛弃旧传统，浸淫在纯洁、温和的唯美追求中。他们热衷于利用偶然性的游戏，将色彩明快的几何图形自由地结合在一起。比如，他们会将不同色彩、形状的纸片撒在白纸上，再用胶水将之固定下来。夫妇俩在精心经营的非理性图景中不亦乐乎。抽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内心的探索。

展览同样向观众引介了一些不太知名的实验性作品。观众也许会漫不经心走过杜尚的《三条标准制的修补线》（3 Standard Stoppages，1913-14）、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无穷柱》（Endless Column，1918）和弗拉基米尔·塔特林的塔（1919），然后花更多时间欣赏Waclaw Szpakowski细密而富有装饰性的水墨作品，以及Mikhail Matyushin具有音乐结构的绘画。事实上，在远离西欧艺术发展的重心之后，俄罗斯艺术家在世界的一隅迸发出了集体的光辉。　

没有艺术家是孤岛

本次展览可以说是对于现代主义大片疆域全面性的历史调查。事实上，也可以算作一个续集。193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创馆馆长小阿尔弗雷德·巴尔曾举办了名为“立体主义和抽象艺术”的展览。当时，巴尔追溯了从塞尚到超现实主义的50年间的艺术演变。而这一次，迪科尔曼则拓宽了风格范围和时间跨度，将同一时期的诗歌、音乐、舞蹈、电影等纳入视域，也许更符合博物馆现在的定位。

巴尔在1936年的展览中曾经推出一张关于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起源的线路图，迪科尔曼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另一张更为宏大的图表，展览中的84位艺术家全部被包含在内，互相以各种原因联系在一起，有的是朋友、配偶、合作者……而在宇宙的中心，是康定斯基、马里内蒂、毕加索、阿波利奈尔、阿尔普、德劳内-特克……图表似乎在传达一个信息：没有艺术家是一个孤岛。在此意义上，艺术史学家大卫·乔斯利特的最新理论也许可以作为补充，他相信每一件艺术品周围都有一张“传递”网络。

在抽象主义历史的中心，另一位20世纪的艺术大师杜尚也从未远离。他的参展作品当初是具有挑衅性的，而今依然会令人欣喜。杜尚似乎同样位于抽象历史的中心。他一些不和谐的挑衅——包括和Man Ray一起拍摄的《贫血电影》（1926），炫目图示加上法式的文字游戏。他的作品与诸多美国人的创意分享一个展厅，包括他的追随者的思考，还有他的经典的《泉》。“现成品就是物体加上文字。”迪科尔曼写道，以抽象为铰链，杜尚打开了西方思想和感觉的一扇门。

从毕加索的保守批评到杜尚的激进思想，抽象艺术在思想精英不断的拷问中发展前行。另一方面，索菲·陶博-阿尔普谦逊的针织作品，马斯登·哈特利充满情感的视觉拼贴，给抽象的图示赋予意义。

事实上，抽象艺术并非1910年某个下午凭空出现的。2003年，法国策展人帕斯卡尔·卢梭曾经在奥赛博物馆办过另一个展览“抽象的起源：1800-1914”。那个展览对于今天的展览而言是极好的对照。如果说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策展人采用了流行的社会学观点，那么10年前的展览显然更符合现今艺术家对于历史的传统看法。

抽象艺术并非一夜之间被发明出来的，只是在那一时期，创造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这一领域。展览名为“发明抽象”，只是想表达，艺术家当初陈述、再现、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未来，可以改变世界本身的面貌和观点。

【编辑：文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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