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时期的李岸（李叔同）

　李叔同（左，女装者）、曾延年在留日时期进行戏剧表演时的合影

东京艺术大学的李叔同留学时代作品《自画像》。

1906年，中国近代美术发生“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科”设置，另一件是“李岸、曾延年两人进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这两件事都与近代中国留学生现象有关。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间，初始以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为标志，末尾则以《壬戌学制》颁布为标志，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留学美国的中国幼童、官费及自费留日学生、留学美国潮流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现象。在此，我们在近代中国留学生所经历的历时六十年左右的历史跨度里，重点集中于清末期间约四十年范围之内，关注其中留学海外各国的中国留学生的西画实践。

在近代中国真正所产生的留学生的文化规模，应以清末留学美国的中国幼童、官费及自费留日学生、留学美国潮流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个时期为代表。简言之，留学欧美和留学日本，是清末留学生文化的两大重要现象。事实上，早在1872年清政府即已经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在时间上早于留学日本潮。但是留学西方的高潮却并未立刻形成，直到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展后，才形成留学西方的高潮。而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1896年，并立刻达到第一次高潮，又于1905年前后形成第二次高潮。“为今之计，则莫如首就日本。文字同，其便一；地近，其便二；费省，其便三；有此三便，而又有当时维新之历史，足以东洋未来国之前鉴。故赀本一而利十者，莫游学日本若也。”(章宗祥《日本游学指南》)出于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震动和甲午海战的耻辱等政治社会的因素所致，在那特殊的年代出现了“去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特殊现象。因此，在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留学日本现象甚于留学欧美现象；而五四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的爆发，留学日本现象趋于式微，中国留学欧美者逐渐超过留学日本者。

考察中国最早油画留学生的历史，可以清末留学日本的李叔同为代表。“1906年，李岸、曾延年两人进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1911年毕业)。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以前一年即1905年(明治38年)进入西洋画科的黄辅周为最早，但黄辅周中途退学，作为该校毕业生，李岸、曾延年是最早的中国留学生。”倘若考察早期留日学生学习美术的历史，其中有一份重要的文献资料值得重视——那就是于1906年发表的一篇日文报道《清国人志于洋画》。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第五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清国人志于洋画》的报道。这篇报道叙述了李叔同(当时名叫李哀、李岸)于1906年在日本留学生活的一个侧面。这篇报道包含的与美术史研究相关的学术信息含量并不是很多，其中有所参考价值的资料略有几处，比如：李叔同进入东京美术学校的时间为“(当年的)九月二十九日”；李叔同留学期间，涉猎了一些“喜欢”的专业，而“最喜欢的是油画”；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就读过程中，其所受到日本画家的影响，“贴满在壁上的黑田(清辉)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影响关系；李叔同当时作“苹果的写生”的情形，“真是潇洒的笔致啊！”“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则是旁观者的一种较为感性的评价。但是此文专为“一位叫李哀的清国人考入美术学校，而且专学洋画”而作，则其意义就超过了文章的本身。换言之，“清国人志于洋画”，标志着晚清海外对于中国留学生学习西方绘画的一种关注。

二

这批年轻的“清国人”开始了他们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了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辫子扭一扭，实在标志极了。”鲁迅笔下的“清国留学生”为我们展现了一组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形象生动的画面。据统计，自1905年至1949年，在东京美术学校(后为东京艺术大学)“共有134个优秀中国人在这里度过弱冠之年”。

在1912年4月7日出版的《太平洋报》上，曾经发表了这样的一条消息：

吾国人留学日本入官立东京美术学校者，共八人。皆在西洋画科。曾延年、李岸(按即李叔同)二氏于去年四月毕业返国。此外，留东者有陈之驷、白常龄、汪□川(原文脱字，按即汪济川)、方明远、潘寿恒、雷毓湘诸氏。又有谈谊孙氏，于六月前曾入该校雕刻科，至二年级时因事返国。

确切地说，加上比上述九人更先进入东京美术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黄辅周，在辛亥之前的清末入学该校学习的“清国人”，应为10人，被有的论者称为“清末十同学”。而其中除谈谊孙为学习雕塑者，其余九人为学习油画者：黄辅周、曾孝谷、李岸(李叔同)、白常龄、陈之驷、潘寿恒、方明远、雷毓湘、汪济川。——他们是“清国人志于洋画”的“九同学”。

根据程淯在《丙午日本游记》记，东京美术学校的“西洋画种之木炭画室，中有吾国学生二人，一名李岸，一名曾延年。所画以人面模型遥列几上，诸生环绕分画其各面。”程氏所记，反映了当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西洋画的情景之一。有关的研究表明，李叔同并不是最早赴海外学油画的中国人，但是，他却是最早将西方油画学成归国，并实施于本土美术教育的中国人。因此，李叔同依然是清末民初中国西画界以及美术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比李叔同早一年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为黄辅周，其于1905年9月入学，学习油画，“但没有等到毕业就退学了”。“1906年10月共有3人入校：曾延年、李岸、谈谊孙，他们并列本东京美术学校中国留学生的第二名。谈谊孙是学雕塑的，也没有毕业。曾延年和李岸都学油画，均1911年3月毕业，当时仍属清朝。所以，从这里毕业的‘清国人’仅为曾延年和李岸两人。”比如曾延年(1873-1936年)早年毕业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1年3月他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又于同年4月入该校研究科成为研究生。1912年回国在上海活动，与任天知在新新舞台曾经有过合作。“1913年因国情激变，从上海到天津，再到故乡成都，在行政署成为工科技师，不久辞去，任陶瓷讲习所图案教官。”白常龄(生卒年未详)北京东安门北池子人。1908年9月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1913年3月毕业。陈之驷(生卒年未详)塘沽北丰台人。1908年9月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1913年3月毕业。潘寿恒(生卒年未详)安徽桐城人。1910年9月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1915年3月毕业。方明远(？-1921年)华西人。1910年9月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1912年2月22日因学费滞纳而除名，同年3月29日复学，1917年3月毕业。雷毓湘(1885-1923年)广东四会县人。1911年9月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1913年5月因国事志愿参加陆军而退学，1914年再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二年级，1917年3月毕业，接着成为该校研究生。因此，在这清末“九同学”中间，除了李叔同外，其他几位在美术界几乎已经淡化其名。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