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a Fraser, "Men on the Line, KPFK, 1972", 2012

Patricia Maloney：“否认”的概念——正如你所说的“说不的决定性时刻”或是否定世界的时刻——是如何开始在你受“Women’s Building”的启发为West of Rome Public Art进行的表演中发挥作用的？（译者注：West of Rome Public Art是洛杉矶一间专门做公共艺术项目的机构，安德烈·弗雷泽去年一月份参加“Pacific Standard Time”行为与公共艺术节时在该机构表演了作品“Men on the Line：Men Committed to Feminism，KPFK，1972”）

安德烈·弗雷泽（Andrea Fraser）：那关系着超越了某些疏远策略的移动的转变。不过那件作品本身更与对移情作用的疑问有关。“Men on the Line：Men Committed to Feminism，KPFK”以来自1972年KPFK Pacifica上的一段无线电广播为基础，其中，四位男性在一起讨论了女权主义。

其中一位是Everett Frost，他是KPFK文化节目的总监。另一位则是Jeremy Shapiro，他在法兰克福与Adorno及Marcuse一起学习，同时还在加州艺术学院担任老师；那时他还刚写了一本名为“Men’s Liberation”的文章。我一直没能找到另外两位的信息，不过其中一位是心理学家，同时也是全美妇女协会及其它更加主流的女权组织的成员。

West of Rome Public Art的创始人Amy Fontana邀请我为Pacific Standard Time举办一场表演。她请Vaginal Cream Davis、麦克·凯利（Mike Kelley）以及我创作一些以Women’s Building为基础的行为表演，将女性历史迁移到一种奇怪的理论环境下，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关于性别的问题。

我在过去几年一直对小组关系工作很感兴趣，并且一直想从Women’s Building里寻找对这种小组历程的音频或视频的记录——这样的小组历程对Women’s Building以及女权主义的艺术革命都很重要——我想将其称为是一场革命是完全合乎常理的。我很想知道当时都发展起了哪些类型的小组形式、关系和过程。

我能找到的所有事物都经过了编辑和过滤；我找不到对一个增强了自我意识的小组、或是一次积极的讨论、或是一场组织会议的直接记录。然后我前往音频的档案室，并且找到了上面我提到的那段广播。它真的是一段非常放得开的讨论。但它并不是一次增强了自我意识的讨论，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场对话；它比对一场增强自我意识感的会议的记录更加有活力。我想在这里扮演男性会意义非凡。

整个过程对我而言非常棒而且有趣。他们讨论的许多内容都与男性尝试与女性引发共鸣相关，非常打动人。作为一位表演者，我对那件作品的处理与我对其它表演的处理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把那个过程看作是一个平行于我们与各种制度的关系的过程。我们通过进入制度之中而与之产生关联。我们在其中投入时间和精力，我们与之产生共鸣，我们吸收同化它们的价值、论述、存在的方式、感知和分类的模式，然后我们在生活中体现并且执行它们。找到我们自己在这些制度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那是平行于真正创作行为表演这一过程的。我调查并且收集了这种材料，然后理解它。我将其视为一种内在化而记住它，然后使其具体化——我在我的身体里找到了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社会化的过程与艺术过程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心理过程，这也正是在作为一种媒介的行为艺术中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东西。它和我之前关注的表演完全相同，但它稍微更具自我意识一些。

创作“Men on the Line：Men Committed to Feminism，KPFK”的过程包括了用书面文字记录下音频的内容，这完全由我自己逐字完成，包括每一个感叹词；然后我又通过音频来熟记它们。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与这四个人“相处”并且理解他们的想法，从他们的对话里创作出了长达50分钟的独白。因此我不仅仅是在表演他们努力与女性产生共鸣的状态，我也是在演绎在那个过程中努力与他们产生共鸣的我自己。我始终是我，我并不是一个男人；我也没在表演他们，而是在演绎与他们的关系，正如他们每个人都在演绎一段与其他女性及其余三人的关系一样。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