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倒影》（局部）青白瓷\灯光 作品尺寸Size:200*50*8 cm  创作时间Date:2002—2003年

记者：你总谈到矛盾与无常，这是你对生活的认识吗？

刘：我觉得艺术有意义的地方就在这里，所有创作的元素、意义就来自于你对生活的重新的界定、重新的认识、重新的判断。通过艺术家的思考将大众熟悉的事物里面的一些东西提出来，让他们去重新思考和认识这些东西。不一定要从哲学层面，但至少是从一个相对理性，又结合着感性的层面去感受去重新界定一个物体的意义。这一过程中，观众会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产生，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艺术家能够带给人们的有意义，并且不一样的东西。

记者：你在2003年写了一个《自述》，现在过去快10年了，你对作品的看法似乎没有改变？   

刘：因为那个《自述》是针对当时的作品来谈的，我在创作那件作品时已经完成了一个意义的定格，不断地追问并没有让那个意义消失。在新的时代看过去的作品可能会产生新的意义，但过去的意义并没有消失。许多人喜欢从消费角度来理解我的作品，因为他们关心的是中国经历社会转型时产生的巨大变化，但是我创作的时候并不是从消费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社会发展有它的局限性，每一代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消费问题，下一代人又要面对别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内心的问题是永恒的，脆弱与坚强的矛盾会一直存在。我从一个人的内心发展，从自身的生活去观察和体验，这种内在的思考才是延续作品生命性的要点。

记者：我觉得你经常谈到希望自己的艺术道路走完了以后，回头来看有一个清晰的线索。你现在已经理清这条线索了吗？

刘：没那么容易，这只是一个愿望，希望回头看自己的创作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线索。当然这也是我在自己创作上的一个基本想法。创作是对生活中某些感受的提炼和拆建，在那个过程中可能会设定一个基本的方向，进行一些理性的分析。我希望回头来看自己的思路是连贯的，有自己的美学态度。这并不是说我要维持某种面貌，这个方向也是不断调整的。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毕竟艺术家是感性的，这种道路可能需要别人事后给他总结，比如罗斯科，他在画画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感觉。

记者：你总是能够以最短的时间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个在你的艺术创作上有体现吗？   
刘：我是比较喜欢跟人交流的，只要是合理的意见，无论是谁提出来我都有可能接受。我时常会给我太太看我的作品，她完全不懂，但我会听她的直观意见，有道理的，我可能会慢慢调整。同样，身份再高的人为我提出修改意见我也可能不听。我是通过理性的分析去判断的。我认为对于问题的判断和认识应该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里展示，而不是在一种局限的空间里对比。

记者：你从小到大换了四个城市生活，这些地方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刘：其实没有什么影响，或者说没有负面影响，因为我对每个城市都没有排斥，我能看到城市里比较正面的东西。比如小时候生活的吉安市，那里很有灵气，很自由，我小时候的性格可能就是在那里形成的。昆明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包括上海，别人可能会看到它的小资情调，而我感受到的是那里留下的近现代文化的气息，走在城里就能踩到地气。你能感受到那时候这里是文化、电影、出版的中心，文人们独立又具有批判意识。北京也很有历史，但生活在这里的艺术家可能都忙于画廊、展览，聚集在以798为中心的北京郊外，很少能有机会去感受这种文化的东西。我能看到城市的核心价值，这跟我的心态也有关系，所以我活得不累。

记者：你如何去取得商业和创作上的平衡？

刘：对商业，我觉得没有办法去平衡。商业的东西不是我去考虑而是画廊要考虑的问题。我的作品都是顺其自然的。包括《旗袍》，做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能卖。后来很多人要买我已经做别的了。

记者：你当老师又当艺术家，你觉得教师职业对于创作有什么影响？

刘：这对于我好像不是一个问题。这当然也有平衡点，看你怎么判断。因为你可以判断自己的时间，你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你要负责工作的时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自己就要有所付出。我很清楚自己的时间安排，就会拒绝多余的校务工作。

记者：既然你在经济上已经独立，为什么还要继续教书？

刘：说得好听点是责任感，其实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要离开那个地方。说得过分点就是艺术家不能像以前那样，需要去学校的时候去学校，日子好了就都离开学校，这好像太现实、太功利了，不太对。既然我们总说教育很重要，艺术家也总是批评一些社会现象，那为什么不去使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呢？哪怕就影响到某一个学生也挺好的，至少体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

记者：你对工作室有什么要求？现在这个满意吗？

刘：我对工作室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满足工作需要，放下东西就可以。现在这个一半是工作室，一半是仓库。
 
 

【编辑：李洪雷】

编辑：李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