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造假、字画仿冒，古已有之。东晋时，康昕仿冒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连他儿子王献之也辨认不出来;宋徽宗喜欢造假，仿制了一大批商代的青铜兵器，摆在宫廷里，乐此不疲。

在中国的古玩与艺术品收藏市场，有一条隐秘的产业链，从毫不起眼的乡村和小镇通向大城市的收藏品商店和拍卖行。经过这条产业链的“升华”，一幅千元左右的“吴昌硕”(绘画)最后可以变成几十万元，一个数百元的“顾景舟”紫砂壶也能炒到十几万甚至上百万元。

“汉代玉凳”背后的利益集团

2011年初，北京中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以2.2亿元拍出了一套标注为“汉代玉凳”的拍品，如此的高价让它成为当年拍卖市场的“最贵玉器”，但不少人却心生疑惑，汉代人都是席地而坐，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坐凳呢?中国文物学会鉴定委员会副会长张宁表示：宋代以后才出现这样的凳子，而且对这个价格觉得也有点离谱。

一年之后的2012年，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套玉凳其实是江苏邳州的一个赵姓老板制作的仿旧赝品。

赵老板表示所谓的“汉代玉凳”是经他手由明代材料组装所成。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邳州高仿玉器技术成熟。业内人士称，仿古玉器行业在邳州“暗流涌动”，“汉代玉凳”之所以能够乱真，是一些职业“跑老件”的人、鉴定专家、拍卖公司联手推波助澜所致，而且已形成了稳定的利益链条。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会长张延华说，我国约有250家具备文物拍卖资质的企业，但其中真正做得好的并不多。“对一些天价拍品，连专家都看不懂。有些人在利益的诱惑下疯狂了，纯粹出于对艺术热爱的买家越来越少，炒作概念、牟取暴利，严重背离了艺术的本源。”

“中国没有科学权威的鉴定机构，没有完整的鉴定机制和鉴定体系，也没有完整的不同类型文物的鉴定标准，只有一大堆‘向钱看’的鉴定专家。”有收藏界“深喉”之称的作家吴树认为，这种现状已经严重阻碍了整个文物艺术品行业的发展，“文物鉴定业的丑闻屡见不鲜，顶级鉴定机构的专家也频频‘失足’，国家现存的文物鉴定机构实际上已经由于其主要成员失去公信力而名存实亡了。”

乡村少女的“时光穿越术”

正如《古董局中局》作者、“文字鬼才”马伯庸所说，“古董永远都是炒作的市场，没有办法像钱一样有准确的估价，完全看市场需求、收藏家兴趣出手。所以说古董从出手、拍卖、收藏、估价，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炒作过程。只不过有些炒得凶、炒得差，有些手段比较下作。”

其实，古董造假、字画仿冒，古已有之。东晋时，康昕仿冒王羲之的书法真迹，连他儿子王献之也辨认不出来;宋徽宗喜欢造假，仿制了一大批商代的青铜兵器，摆在宫廷里，乐此不疲。

原本一文不值的东西，精心涂抹一番，就可以价值连城。常年在全国各地从事文物鉴定的资深专家潘保清告诉记者，新仿的古董流向市场的手法也很多，一是直接拿到古玩店进行销售;二是直接进入拍卖公司，通过高价拍卖的方式进入收藏市场;三是直接在古玩集市以摆地摊的方式销售。近一两年，在马路边上摆上几件东西，再找一个穿得较破烂的人，以编各种故事为由，引诱那些贪小便宜上当的情况也有。

巨大的利益，令这个市场不断膨胀，更有一些家族，父传子，子传孙，世世代代在这个晦暗不明的江湖里营生。全国文物收藏界一年的营业额大约在500亿元，而3年前还只有200亿元。

事实上，这条产业链存在于中国很多乡村小镇。平凡的村庄，却内藏玄机。并且这条产业链至少在十年前就具有规模了。

一名业内人士向记者讲述了他十年前的所见：那是河南洛阳边缘的一个村庄，对外封闭，他是以某种特殊方式才得以进入。村庄里污水横流，家家户户都在制作汉陶俑，做得惟妙惟肖，从挖泥、捣泥、塑像、上色到烧造，完全一条龙。“你要什么就能给你什么，仿得非常好，我当时100元买了一尊陶俑，现在看都觉得非常惊讶。”

那里的少女整天就坐在桌边为陶俑画线，脸蛋红扑扑的，看上去也没什么文化，但手法非常娴熟，草稿都不用打，拿起笔来随手一勾一画，眉毛就栩栩如生地出来了。这些少女就是“古董”流水线上的工人，由于长年累月画一样的东西，极其娴熟。这样的“工人”还出现在紫砂、陶瓷等各条类似的流水线上。

“并且他的东西都不是成批地流出，而是一件件出来，还会特地把一些地方弄碎，营造出在地里埋了很久的感觉。有专门的贩子会到村里来收，再带出去销，他们至少能赚40%，又不用交税。”该人士说。

这样的模式可以复制到任何一个品类，只是像景德镇的瓷器之类的，工序更加复杂，需要的仿制高手也更多，包括会烧制的，会画画的，各自封闭地完成工作，最后由中间商“串联”成一件完整的瓷器。有时，这些仿品第一次出手时还知道是仿品，但随着不断流转，真假逐渐模糊，时间长了，假的也能成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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