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12日的一封信中，钱钟书拒绝了出版《也是集》和《干校六记》的提议。

这封信写于1984年1月26日，钱钟书希望出书后对方能回赠书册。

一批总量逾百件的钱钟书及其家眷的信札、手稿，于近日集中浮出水面。这批物件将于6月22日亮相北京中贸圣佳春拍的物件中，包括了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三口的共计110件书信及手稿，其中，有60件钱钟书毛笔书信、6封钢笔书信和2件贺年卡片，13封杨绛钢笔书信和6封钱瑗钢笔书信。很多读者都曾通过杨绛的《我们仨》一书，了解到钱家三口的至真感情，而这些书信和手稿，会为人们呈现钱钟书生活中的更多细节。

《也是集》

作者曾经“不合作”

即将拍卖的信件，其写作时间始于1979年12月4日，跨度约有四五年。有意思的是，钱家三口的这些信件均寄给了同一个人—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的李国强先生。其中，钱钟书和杨绛的去信，大多是与李国强商谈《也是集》、《干校六记》两本作品的出版事宜；女儿钱瑗的信件，则是拜托对方帮其购买书籍资料。

钱钟书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双方是因为工作的缘故才开始书信往来的。在一封写于1980年4月12日的信件中，钱钟书以“国强先生”来称呼对方，可见当时二人还有些生分。此前，李国强曾提出为钱钟书出版合集的想法，但在那封信中，钱钟书婉拒了对方的好意。

“我那篇四十年前的小文章讲些什么，现在忘得一干二净，"少年时干的营生"，懒去也怕去重提旧事。”钱钟书在信中解释说，“从理论上说，作者自己关于写作动机的回忆未必靠得住。回忆一般很容易根据现在的自我，无意或有意向过去的自我施美容手术；像作梦一样，回忆往往可以说是不写或不会写小说的人所编造的小说。”

他还写道：“作品本身体现出来的意义比作者事先或事后外加的申明似乎更可信赖、更重要，这是近世西方文评强调的一点。”他在此处引用劳伦斯的名言，“千万不要信任小说家，只能信任小说。”此外，他还谦虚地说，“我那篇东西一定很糟，不够格入选，干脆不予采用为上。请求您理解我的惭愧的心情，不责怪我的"不合作"。”

据钱学研究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介绍，钱钟书在拒绝了两次之后，才终于同意出版了一本集子，那便是后来为读者所熟悉的《也是集》。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