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友的话说，王澍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不一样”与生俱来，不是装的。

王澍认为自己是个多面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做经常被认为是古怪的，但仍然“不思悔改”。

学生时代的王澍是同学们争相追捧的对象，大家总是跟着他学，却总是慢了半拍。

上世纪80年代初，建筑学子们都铆足了劲画图，极少有人去图书馆看书。王澍却经常端坐在图书馆的一隅埋头苦读。直到王澍在建筑系大有名气，大家才知道图书馆的好处。于是，都跟风去图书馆看书。

大二时，同学们发现王澍读的书是当时少见的外文原著，大家又纷纷效仿他读外文书。

步入大三，同学和老师发现，他并非读一般的外文书，是康德的哲学书。结果，大家又跟着他读康德。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到了大四，王澍又开始养鸡。他在南京中山门附近、白马公园一带租房子养鸡，过他梦寐以求的“山村野夫”生活。

如今，热爱旅游的“驴友”随处皆是。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很少有人出门旅游。当大家都在努力学习书本知识时，王澍一个人背着行囊，按照沈从文《湘行散记》的路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花了3个月时间，他把沈从文提到的所有地方都走了一遍。

在看了十年专业以外的“闲书”后，上世纪90年代，王澍又回过头来看建筑书籍，拿建筑学博士学位。

王澍可以连续很多天陪夫人逛商场，妻子看的是衣服，他却兴致盎然地观察生活，直到夫人累得逛不动为止。

王澍可以在西湖边闲坐一天，什么事也不做，只看日升日落。

在其著作《设计的开始》里，王澍谈起了自己的家。1997年，王澍给自家住宅做了装修。50多平方米的小两居室，被王澍装扮得像个园林，亭台楼榭应有尽有。他在阳台上建了个小亭子，把住宅里面划分成很多小房间，家里的灯具、板凳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遗憾的是，由于工作太忙，没时间料理，如今王澍那“精装修”的家里只有两条路是通的，一条是门口到厕所，另一条是门口到床。

王澍特立独行，却从不孤立。与他在本科、研究生均是同班同学的王静回忆，王澍人很好，话不多，有很多朋友，经常在这个朋友家里喝茶喝一晚上，再到另一个朋友家里转转，然后回家睡觉。

“本科一、二、三年级时，王澍学习很用功，对每一次作业都非常认真，这可从他的作业图纸看出来。美术课上，他做的练习明显会比别人多很多。从三年级开始，王澍的建筑设计能力(课)开始拔尖。大四时，他的作品中开始富有创造性的东西，老师给的分数很高。”研究生毕业后，王澍的思想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他对自己专业的理解表现在行动上。”王静说。那时，周围学生都住宿舍，但王澍却租住在农民屋子里，当时学校不允许，还专门派老师劝说。“不出一会儿，老师就被王澍说服了。”王澍的执著体现在观念上，他的毕业论文第一次未通过，没拿到学位，后来补发。“他当年的论文在今天来看，可能通过还是有些困难。但在那种情况下，王澍依然血气方刚，坚持自己的观点，很难能可贵。”

在王静的记忆中，王澍从学生时代起便经常做关于空间、传统文化的练习。“他的作品里有很深厚的文化功底，当然功夫不是一天两天打下来的。”对于王澍获奖，王静认为，历届“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年龄都偏大，且有大量作品，但王澍的相对少一些。也正是能看出：民族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正逐渐受重视，西方在关注东方，“他们需要在中国找一个建筑界的代表人物。”

虽然有近30年没见王澍，但杨涛的脑中对他的印象依然深刻。二人的相识在课余生活中。本科时，学校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倡导实践活动。王澍是积极分子，组建了当时的东南大学科协，“他当时是科协秘书长，主办一本大学生科协刊物，所需的科技论文都是王澍筹备稿子。”

与一般年轻人不同，王澍酷爱读书到了极致。他对建筑哲学研究颇深，宿舍的书架、床上都是书，“他的获奖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杨涛说。

大二时，有一次作业是设计仙岳宾馆，王澍用后现代手法，用血红血红的颜色表达，“老师当时觉得他的设计很有意思，想把这个房子盖出来，但后来没盖出来。”现任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王建国回忆。

王澍的成功，也是源于在正确的时机遇到了伯乐。几年前做象山校区，周围的意见和看法足以让他放弃，但中国美院院长许江把象山校区、宁波博物馆交给王澍规划。“许江对王澍有很大的欣赏，异议不绝于耳。”在王建国的印象中，平日王澍常去现场看建筑，因为房子和其它东西不同，人的主观评价很重要。“王澍总是不按常规的想法做事，建筑与文化、艺术的属性不同，文字与艺术上的涵义也不同。”

2012年，王澍回学校做报告，文章题目叫《差异的世界》。文中提到，古语有“礼失求诸野”，即是指我们每一次中国城市上出现剧烈变化时，唯一的文化复兴方式都需要到乡村把它重新寻找回来。不管如何，“我们采取粗暴的方式粗暴地破坏山水，就说明文化的精神内核有崩坍的危险。我们熟视无睹，在高速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状态。文化甚至开始从乡村退场，不是最近发生的，从过去的100多年开始，随着西学进入中国，整个这样的过程就开始发生了，文化存在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王澍对此有着深深地担忧——

从杭州市的鼓楼出发，沿着中山中路向北走，踩着青石板，在不同的景象里来回穿梭。始建于唐代的清真寺，明朝的老宅子，清末的教堂，民国的药铺、银行，还有当代最普通的公寓楼比邻而居。一路上，流水淙淙的沟渠与窄窄的街道相伴。

这里，曾是南宋皇帝朝拜祖宗的专用街道。2007年改造前破败不堪，一位官员直言这就是堆破烂。但因地处市中心，拆迁成本巨大，政府讨论了6年都定不下方案。最终这件事落到了王澍手里。

他接手前提出的第一条要求便是不能强制拆迁，愿意留下的居民都留下，不愿留的也要就近置换。在王澍看来，绝不能简单地用“有没有住过名人”、“有没有发生过著名事件”作拆除与否的依据。“中国建筑文明并不是个别名人和历史事件构成的，普遍意义上的大众生活才构成文化的根基。”

武断地拆除房子，是在城市的版图中抹掉曾经的记忆。这种可怕地集体失忆让王澍倍感恐惧，他想用自己的作品将记忆召回。

2001年，宁波老外滩开始旧城改造。王澍和许江来到宁波港口，看着那座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航运大楼，内心澎湃。无数的宁波人从这里出发去跑上海，闯世界，这个废弃许久的客运中心在很多人的人生节点上留下过印记。

他们在大风中给宁波市委书记写信，要求保留码头，把这座大楼改造成美术馆。王澍说：“1970年代的建筑，也是城市历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不能说它就应该拆掉，殖民地的房子就应该留下。”至今，航运大楼那座高高的灯塔还在为每个夜航人亮起。

宁波的旧城改造在随后的10年里依然轰轰烈烈。王澍开始建宁波博物馆时，周边的30个村子已经拆了29个半。

据说，宁波博物馆开馆第一天，访问人数直接突破预计的三倍多，市民的热情连续数月不绝，还有不少人多次来访。71岁的市民林小春每次都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来，还带了许多亲友来看。“这个建筑外形很奇怪，不过又看着很熟悉。这些砖瓦就像我家原来的房子，还有这外形让我想起了农村筛稻谷的风车。”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得奖对他而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童明、王澍好友

据说，王澍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朋友们聚在一起，聊的都是关于设计和建筑教学，很少品评人物，也很少聊社会上的热门话题。王澍和董豫赣、童明、葛明几位，非常要好。他们几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设计与园林很执著。由于每个人研究的领域有所不同，往往可以相互补充。

在做象山校区之前，王澍的项目经验并不多，加之助手很少，所以很辛苦。董豫赣体会到老友的难处，赶往杭州看望王澍。酷热的夏天，在南山区一座正在拆迁的房子里，王澍和董豫赣一起工作着。房内没有空调，窗子已经被拆掉了，一层层地热浪如潮水般涌进屋内。董豫赣对电脑知识也知之甚少，但比“电脑盲”王澍技高一筹。王澍描述心中的构想，董豫赣艰难地用电脑画图。这忙碌着的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构成了一幅诙谐的画面。

葛明曾和王澍一道去纽约、波士顿、奥地利等地开会。与枯燥地听报告相比，王澍更喜欢看房子。每次发言一结束，王澍就溜出去。2007年，王澍在维也纳参观，看得兴奋了，不料将照相机丢失。他心疼不已，相机里有刚刚拍的上百张照片。

“在建筑领域内得到世界的认同，除了包含艰辛的技术性工作，更大的意义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一种立足。”童明说。

中国美术学院一楼中庭矗立着著名建筑家杨廷宝、刘敦桢和童寯三老的雕塑，进门两边贴着各种学术信息，最大的一张是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的讲座海报。安藤忠雄也是“普利兹克”奖的获得者，获奖时间在1995年他54岁的时候。不过，最醒目的不是这张海报，而是挨着它的一张大红喜报：“热烈祝贺我院杰出校友王澍教授荣获建筑学最高奖普利兹克奖”。

时间恍若又回到一年前——

在东南大学网站新闻里有着详细的介绍：“王澍教授1963年出生，是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建筑系81级本科生，85级硕士生，导师为著名建筑学家齐康院士。他在学期间表现突出，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此次获奖之前已获国际建筑界的法兰西建筑学院金奖，哈佛大学建筑学院最高讲席教授等殊荣。王澍教授荣获这一奖项是我国建筑界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他是东南大学的骄傲。”

这则信息的撰写者，葛明用“一片欢腾”形容消息传到母校时的情景。“普利兹克建筑奖创立至今，全球有30多人获奖，其中有10人已经去世，另外20多人中，有一大半得奖时已是六七十岁。王澍才49岁，这个奖对于他来说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还会继续奉献重要的作品和思想给当代建筑学。”葛明说。

【编辑：文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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