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蒙娜丽莎》原作 图2：被杜尚加上胡须的蒙娜丽莎 图3：被PS自拍的蒙娜丽莎

（艺术）就它的最高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

——黑格尔

“艺术终结论”诞生于西方语境，在当下中国文化建设中成为热议话题之一。西方的“艺术终结论”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和历史语境，与中国当下文化艺术的发展逻辑似乎格格不入。虽然同样是在现代性语境中遭遇“艺术终结危机”，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西方“艺术终结论”的批判声里找到许多富有积极意义的现代隐喻。

一

艺术终结命题的提出意味着艺术的消亡、终止吗？当然不是，所谓“艺术终结”不过是现在艺术遭遇困境的一种话语修辞而已。

在人类的现代艺术发展史上，关乎“艺术终结”的话题屡被提及。最早是1828年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第一次为艺术下了“终结的判语” 。他认为艺术的最高职责—— “对真理的绝对表达”在市民社会的观念形态与生活方式中已经失去了依托的身壳，沦为漂泊的孤魂。他说： “ （艺术）就它的最高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已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地位。 ”在西方现代社会近两百年的变迁中，海德格尔、本雅明、阿多诺、阿瑟·丹托、鲍德里亚、詹姆逊等人都曾涉及这一话题，或从艺术哲学的视角，或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不断修正、补充、丰富、延展着黑格尔的论断。

“艺术终结”命题于上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薛华先生在《黑格尔与艺术难题》一书中最先提出，此后一度被搁置。本世纪前后，伴随着国内社会文化环境的多元转型，艺术在新的生存语境中遭遇到了一系列难题。恰在此时，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希利斯·米勒在2000年“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亮出“文学终结论”的观点。这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热烈讨论，国内许多学者如杜书瀛、童庆炳、周宪、朱国华、赖大仁、赵勇、金惠敏、彭亚非、余虹等人都对此做出过回应。如杜书瀛的《文学会消亡吗？ 》 、童庆炳《文学独特的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 、周宪《 “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 、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 、彭亚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 、赖大仁《文学研究：终结还是再生？——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解读》 、朱国华的《电影：文学的终结者》 、刘悦笛的《艺术终结之后》 、金惠敏的《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 、周计武《艺术终结——一种现代性危机》等。国内学者对此问题态度复杂，有赞同，有反对，亦有既赞同且反对。虽然，希利斯·米勒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提出了“终结”的命题，但国内学者很快就将与文学同样处于危机境遇的其他艺术形态联系在一起，如绘画、雕塑、建筑、戏剧戏曲、民间艺术、媒体艺术、公共艺术等，回到了关于“艺术终结论”的命题讨论中，回到了黑格尔、阿多诺、阿瑟·丹托等人的诊断中去。

艺术终结命题的提出意味着艺术的消亡、终止吗？当然不是，所谓“艺术终结”不过是现在艺术遭遇困境的一种话语修辞而已。尽管黑格尔以降的二百多年来，艺术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屡屡遭遇“终结” ，但今天艺术仍然以其自身的规律发展演绎着。正如黑格尔一边宣称“ （艺术）就它的最高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一边又说艺术“还会蒸蒸日上” 。也正如阿瑟·丹托说：“艺术终结之后还是有大量的艺术被创作出来。 ”

 二

西方学者对“艺术终结”的看待方式总结起来就是“危机-反思-批判”模式，这是一种“以破为立”的模式。

既然，“艺术终结论”不过是哲人、文人关乎艺术困境的话语警告方式，艺术仍然按照其既有的规律“欣欣向荣”着，那么我们还有纠结于此的必要吗？对于中国当下的艺术建设而言，我们更需要的是从这话语修辞背后洞悉其中更深层次的危机内涵和文化机制。

黑格尔提出“艺术终结论”的历史语境是古典艺术向现代艺术转折的时代，其思想内核吸纳了19世纪早期的启蒙理性精神，强调艺术的精英意识和批判意识，拒绝平庸和世俗。正如周计武在其撰著《现代语境中的艺术终结问题研究》中指出“一种现代性的价值立场，一种整合的乌托邦信念，是黑格尔强调理性的重要性，提出‘艺术的终结’问题的最终原因” ，而市民社会新兴的艺术形态显然已不能满足艺术这个“原始职能” 。阿多诺等人是在文化工业背景下阐释“艺术终结”命题。高度的技术化、工业化造就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文明的压抑、艺术个性的消解，也形成了“顺从的艺术”与“反抗艺术”的对立，构成了此阶段“艺术危机”的内在逻辑。阿多诺等人更倾向于通过艺术自律批判功能来实现对现代人精神危机的审美救赎。阿瑟·丹托等人提出“艺术终结”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时段上最靠近我们当下，这是一个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型、消费文化所缔造的“仿像”世界。阿瑟·丹托基于多元、平等、包容等后现代意识形态对这个命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阿瑟·丹托认为，现代艺术在1964年的某个时刻终结了，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那个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布里洛牌包装盒》的展出，在这里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消失了，艺术的经典叙事模式（表现模式和再现模式）消失了。艺术似乎越来越僭越了自己的领地。美国艺术史评家格林伯格曾经提出： “每门艺术都不得不通过自己特有的东西来确定非它莫属的效果。显然,这样做就缩小了该艺术的涵盖范围,但同时也更安全地占据了这一领域” 。但是在阿瑟·丹托时代，不仅艺术与日常生活界限消失，而且艺术与他艺术、艺术与非艺术的边界都在消失。

通过梳理黑格尔等人的“艺术终结”命题，会发现其中有这样几点内涵：一是艺术神性的消解。艺术的这种神性光环在黑格尔那里是真理与形式和谐适配的古典主义模式，也即“绝对真理” 、 “精神理念”的表达以及与之相应的承载形式。然后，在市民社会形态中，艺术的神圣性被弱化瓦解，让位于市民社会情趣。在本雅明那里，这种神性光环的消失，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复制性、程序化生产，使得艺术“独一无二的灵韵”的消解。

二是艺术的意识形态批判。在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在科技意识形态的助力下，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艺术审美救赎功能在现代资本主义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下已经失去了批判精神。

三是艺术自律的危机。所谓艺术自律，实际上是艺术维护自身确定性以和非艺术相区别。而自现代艺术以来，在科技进步和工业生产的推动下，艺术自律日益难以维持。从印象派反叛古典主义艺术传统，将现代生活纳入艺术的表现范畴，艺术与艺术、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就在一步步消融。达达主义、波普艺术、现代工业设计、影视艺术的此起彼伏使之达到了某种新高度。

从上述关于“艺术终结论”内涵演绎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者在历史语境不断变迁中对艺术危机的一种“反思式回应”模式，是基于西方哲学二元认识论的思维模式，站在批判立场上将艺术的时代变迁与传统艺术观念、艺术标准对立起来。也即，西方学者对“艺术终结”的看待方式总结起来就是“危机-反思-批判”模式，这是一种“以破为立”的模式。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