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同样遭遇艺术终结危机，中西方艺术危机中出现了许多相同相似的表征，我们应该秉承什么样的思路来借鉴吸收西方“艺术终结论”呢？

“艺术终结论”作为关乎艺术生存危机的一种表达，能在国内引起共鸣也是因为我们当前的艺术发展同样遭遇到的认识困境、发展的瓶颈。无疑，西方“艺术终结论”对艺术危机内涵的把握，对艺术危机内在文化机制的把握，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发。但我们对任何理论的消化吸收都必须秉持中国意识，都必须意识到存在一个中国语境和中国化的问题。

中西现代文化语境存在着错位，这当然会导致我们对艺术终结产生不同思路。西方学者关于“艺术终结”的批判，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现代性内涵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自足自律充分发展数百年的基础上，建立在西方艺术不断寻找突破、创新以及将艺术的突破、创新建立在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之上。而中国20世纪才开始现代社会的启蒙，现代艺术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建设现代性的过程中，现代艺术无论在量还是质上还不足够丰富的基础上。与西方现代艺术那种否定性的“在破坏中建设”的思路相比较，中国现代艺术的当下发展则更需要经历一个正能量的建设过程。如果我们直接把西方理论和模式拿来照搬，情绪化地对之以简单的挪用或抵抗，对艺术困境的解决表现出悲观否定姿态，这种“以破为立”姿态显然与我们的正能量需求不相适宜，也是不识时务的。

但同样遭遇艺术终结危机，中西方艺术危机中出现了许多相同相似的表征，也因此在西方“艺术终结论”的“危机-反思-批判”模式中，隐含着可以对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借鉴价值的隐喻，能够触及问题的内核。那我们应该秉承什么样的思路来借鉴吸收西方“艺术终结论”呢？在这里，我们更倾向于转换一种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考模式，将西方对待“艺术终结”的“危机-反思-批判”模式转化成“危机-反思-顺应”模式，那么我们就很可能看到艺术发展的另外一片天地。我们将这一转换分解为三个方面陈述。

第一，从神性的消解到艺术的祛魅

艺术神性光环的消解是黑格尔、本雅明等人内心对于艺术的纠结。“绝对精神理念” 、“独一无二的灵韵”成就了艺术的“魅”性，艺术被供在神龛之上叫人顶礼膜拜。这里的艺术是贵族精英的特权，在普罗大众那里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即。黑格尔所说的“艺术终结” ，是贵族艺术、精英艺术的终结。现代科学的飞快发展宣布了“众神的黄昏”的到来，揭去了世界神秘的面纱，催生了现代社会的市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以往艺术品“独一无二的灵韵”也在机器复制的巨大能量中渐行渐远。艺术的“魅性”被消解，这对上流的贵族及精英阶层而言，不失为“艺术的终结” ，所以黑格尔等人因秉持贵族精英立场而难免发出这哀婉之声。

在这贵族艺术终结之后，是大众艺术的隆重登场。普罗大众和艺术来了一次亲密的接触。艺术在其艺术史上第一次俯下身段倾听普罗大众的声音，满足大众的需求。普罗大众发现原来艺术不是那么神秘，她距离自己的生活是这么的贴近。艺术的大众趣味替代了以往的高雅趣味，艺术的展示替代了以往的膜拜。艺术祛除“魅性”的过程，正是艺术在大众生活中得以普及、满足大众生活对艺术需求的过程。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人类艺术的智慧成果，这本身就是艺术史的大跨步。所以顺应“艺术的祛魅”过程，我们所应做的建设性工作应该是如何拓展艺术发展的空间，建立艺术发展的多端平台，提升艺术发展的层次和质量，让艺术惠及越来越多的人。与其对“艺术终结”发出不甘的哀怨，不如以顺应乐观的姿态迎接艺术的大众化转型。这是艺术史的发展趋向。

第二，从意识形态批判到文化软实力建设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师们像马尔库塞、阿多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把目光瞄准了在现代资本社会工业体系过程中的艺术生产，他们称之为文化工业。在他们看来，现代资本社会文化工业生产出的“大众艺术” ，其齐一化、程式化、标准化的产品，将传播了虚假的繁荣、黏合了统治阶层与普罗大众阶层的矛盾，以表层的幸福、自由、平等掩盖了极权社会的不公，建立起了大众对现实社会秩序的认同性。我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文化工业的要害，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精英化的傲慢。其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偏见和排斥，遮蔽不了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对社会文化建构的积极意义。不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多么惊天动地，当今世界各国谋求通过壮大文化工业，增强文化软实力以传播本国意识形态，及在利益博弈中争取的文化主动权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持“破”的姿态有他们的资本，因为他们身处资本主义的“后工业”时代，西方文化工业的渗透力和传播力都空前繁荣，弊端也显山露水。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批判对国内影响非常大，国内一些学者常常援引他们的观点对国内文化艺术建设也持批判态度。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国内将文化艺术纳入产业轨道，不过是近十来年的事，我们正行走在文化建设的路途中，尚未“立”起来，何来“破”的资本？放眼全球，谁的文化工业强大，谁的文化软实力就强大，国际文化竞争的主动权就掌握在谁的手里。美国的电影市场占据了全球80 %以上的份额，美国的文化也借助着美国影像的渗透向全球扩张。因此，在文化艺术建设的过程中夯实文化软实力才是我们需要借助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所做的工作。培育优势文化、提升科技含量、拓展文化利益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加强文化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第三，从艺术的自律危机到艺术的跨界拓展

艺术的自律危机来自于自身纯粹性和边界性的消解。杜尚的作品《泉》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便池，被艺术家随便勾勒几笔后便华丽转身成为所谓的艺术品。这里，这个不堪之物彻底击垮了艺术的纯粹性，同时也隐喻了艺术与生活边界的消融。的确，如果从维护艺术自身的纯粹性和边界性的角度讲，这诚然是艺术的危机。但是如果眼光更宏观长远些，我们又怎么能不认为这是艺术在新的情境下自觉跨界，拓宽了自己的生存疆域呢？艺术向生活跨界，在文化工业中体现为应用型艺术的发展壮大。所谓应用型艺术是指与社会生活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艺术形态，如产品设计、艺术创意、艺术品牌打造、影视制造等等。艺术除了向生产生活实践领域跨界，在现代科技支撑下，艺术和艺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边界也被消解，表征为艺术和艺术、艺术和其他行业之间的跨界。比如戏曲艺术借鉴吸收了影视的表现手法，借力网络保存传播。比如影视动漫和通讯、传媒联手。比如现代雕塑和玛雅、 3 DMAX等计算机软件的合作。比如图书和电子存储技术的结合而诞生的电子图书。这里，在国内受到最多争议的莫过于“文学与图像”的跨界。在一些学者看来，伴随电子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学艺术的价值观念和存在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保守的文学主义者认为，人们将目光都转向了影视等图像媒介，而对传统的文学关注越来越少。其实，电子媒介取代印刷媒介之后，人们只不过对文学的阅读方式产生了变化，从前的“读文学”演变成“看文学” 。每年都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而成功的影视作品中有90 %都改编自文学。好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成就一部影视作品，还可以成就一位导演。而一部成功的影视作品不仅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也可以成就文学作者的个人价值。作家莫言《红高粱系列》与导演张艺谋的跨界合作就是这样双赢的范例。以顺应的心态看待艺术的跨界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仅催生了艺术的新职能，还激发了艺术的创造力，拓展了艺术的表现空间、表现效果。

总之，我们在西方“艺术终结论”的批判声中，读到了其对于中国文化艺术建设的有益隐喻，这种隐喻是建立在对“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认知之上的。学者赵勇其文章《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从一篇被人遗忘的序言说起》曾这样提到：“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正在进入中国。中国当然不同于产生批判理论思想的社会，也不同于二十年前这些最早得以传播的西方国家。批判理论的这种穿越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领域的旅行，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这种结果只能受到欢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对被一个社会制度接纳为正统教规感到不安……当理论旅行时，思想得到了传播，正是那种因此而产生的杂交才是重要的。 ”这里，我们也想以这段话作为本文对“艺术终结论中国行”的收尾。

【编辑：文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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