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渗透

“我是冲进塔园的。”曾庆彬停顿了一下，“没错，冲。”

曾庆彬是塔园志愿者，45岁，算是塔园的年轻人了。他递给我的名片印着3个网址，彩塘民生网、塔园“文革”博物馆及潮安县基督教会。与我认识的大部分潮汕男人不同，他全然不谈挣钱的事。从塔园驱车出来，一路上蹦出来的民主、自由、哈耶克，让我感到些许分裂。

车子从潮汕公路拐进乡镇小路，越过几个村落，在田野边停了下来。他家像是简易工棚，摆着机车零件，墙上挂着字画。当他在薄木板隔出的小间里启动电脑时，自己的天地就展开了。

曾庆彬的前传是典型的潮汕故事。13岁的少年辍学闯天下，白手起家开了小工厂。后来工厂倒闭，卖起电动车。辛苦忙碌却找不到尊严感，萌生了从政当官谋权力的想法。自然以失败告终。此后他全心投入互联网。2009年，在自己的村庄，他开始帮人维权。他精力充沛，被某种强大的目标占据，视反对者无益者为垃圾，透出摧枯拉朽的气息。

“博物馆是我表达政治的场所。”曾庆彬试图将学到的民主理念带进塔园。2009年去参加公祭礼时，听到彭启安诉说后继无人的苦恼，他给彭启安写信自我推荐，一开始并未被其他志愿者接纳。后来，经过老同志的推荐，他才得以和彭启安见面。他建议用法律手段保护塔园，说只有民主法治才能防止“文革”重演，而博物馆却依然靠着个人崇拜和魅力在支撑，正是“文革”的思维。当时，彭启安只是微笑着说，谢谢曾先生，言语之间保持着礼貌的距离。

那些年里，彭启安都在思索塔园的发展之路。他去寻找接班人，找过汕头市政协副主席方展伟、市人大副主任余建明，他们很热心，却都婉拒了他。有志愿者私下嘀咕：“所谓接班人也是‘文革’概念。”

去彭化与制度化的道路也探索过，他尝试建立塔园委员会和基金会，都遭到村委会否决。

2010年，公祭礼遭阻拦。这回，他动员更多的热心者，曾庆彬也收到求助电话。那天，他发动了几百人前往塔园祭奠献花，这让他得到彭启安的认可，从此成了塔园活跃分子。

更多年轻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在潮州彩塘镇，我在一家影印店见到85后曾祥游。当去了塔园，他才知道，原来存在这么一段历史。他成了志愿者，为博物馆建网站、传播信息。

老人们大多并不知道这些，正如我原先并不知道，在田野边的工棚里、公路边的小店里、日常而麻木的小镇里、冷清的“文革”博物馆里，更为现代的观念正蔓延开来。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