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惠特曼

艺术品与古董窃案在跨国犯罪活动中排名第四，仅次于毒品、洗钱与非法军火运送。艺术品与古董窃案的规模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但可以确定的是艺术犯罪正不断增加，大大超过了防治措施。

世界各地频发的艺术品盗窃案还成为现代电影的一大灵感来源，但是当面对电影中正义一方的原型人物罗伯特·惠特曼时，这位与许多普通美国人一样——身材微微发福、脸庞浮现出简单而明朗的笑容的中年人，让一切文字与影像都变得如此真实可触却缺乏诗意。

本月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追缉国家宝藏》一书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艺术犯罪小组创始人罗伯特·惠特曼的中文回忆录，他以世界艺术品犯罪领域卧底办案第一人的身份，寻回了罗丹的雕塑《断鼻人》、印第安人的《黄金盔甲》、慈禧太后的水晶球、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第一支黑人军队的军旗、《人权法案》的手稿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寻回了价值3500万美元的伦勃朗画作。虽然电影里出现的艺术品窃贼若非风流倜傥，便是美艳妖娆，但事实上，涉及艺术品犯罪者可能因为对钱财的贪婪而拥有更具杀伤力的武器，从而更危险。

日前，罗伯特·惠特曼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如此曝光率在他从FBI退休前根本不可能实现，任何一个案件的侦破中，最后在新闻媒体面前露面的，都不可能是他，“哦，我在赛珍珠手稿寻回的新闻发布会上露过一只手。”他笑谈。艺术犯罪不像一般的犯罪——绑架、杀人，艺术犯罪没有一个固定的受害者，也许寻回失窃的著名艺术品会引来媒体的一阵狂轰滥炸，但是包括美国在内，对于艺术品犯罪的量罪也属于轻缓。直至2005年，FBI才在罗伯特·惠特曼的工作基础上成立了艺术犯罪小组。

艺术侦探主要靠智商和嘴

记者：与FBI的其他探员相比，艺术犯罪小组成员所具备的独特的技能体现在哪里？

罗伯特·惠特曼：我们和FBI其他探员太不一样了。虽然我们的级别和收入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负责不同的领域，我是唯一一个专业从事艺术品犯罪调查的探员，原因是我的父母亲开过一个从事古董交易的商店，我对于艺术交易有所了解，从事艺术品犯罪并不等于那个人能欣赏艺术品，对他们而言这仅仅是一门生意。

我们同样需要进行体力训练、法律知识的培训和射击训练，但我们更多的是一个靠智商和嘴，而不是靠开枪的警察，因为一旦开枪，就很可能意味着你的这件案子办不成了。

记者：对于艺术品的真赝的分辨你能做到万无一失吗？

罗伯特·惠特曼：我不能分辨这件作品具体的真伪，没有学到如何辨识仿作或赝品，那需要专门的长时间的艺术知识学习，但是我能够分辨不同艺术家之间的风格，辨别画作的好坏，我能告诉你伦勃朗、塞尚之间的差别，学会了辨别雷诺阿与马内或是高更与塞尚的作品，这是不一样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如何自信地详细阐释其中的差别和绘画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对于经验丰富的艺术史学家或收藏家自然更不是问题。不过，绝大多数的警员却都不懂得这种东西。多年后，我才发现绝大多数的艺术品窃贼也不懂这些。

记者：偷盗艺术品的罪犯与其他的犯罪分子有什么区别？

罗伯特·惠特曼：办案时我们总是要和一个团体或者个人建立起一定的关系，我觉得小偷都是一样的，不管他们偷的是艺术品，还是毒品，或是别的什么。在我调查过的那些犯罪分子中，他们不仅仅会偷艺术品，他们还会偷车啊什么的，还会抢银行。艺术品犯罪有的是诈骗，有的是仿制，所以这些艺术品犯罪的罪犯比一般的罪犯要高级些，他们会懂得艺术品市场需要什么，可以卖到哪里去，但如果是抢劫的话，其实都一样。

但我们常常需要四五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案子，因为艺术窃贼他们偷到东西后，会把赃物藏在某处，一直到这些艺术品进入市场，比如拍卖行、画廊等等，我们警察才能发现。

面对艺术品犯罪，尤其是那些抢劫团伙，探员所需要面对的危险度较之其他领域的探员更高一些，因为其实从事艺术品犯罪的人和恐怖分子不一样，恐怖分子的目的可能就是制造一些影响，而抢劫犯是需要以此来谋生，后者更加无所顾忌，使用的武器会更具杀伤力，更危险。

记者：如果那些被偷的艺术品一旦进入拍卖行，是不是就无法追回？

罗伯特·惠特曼：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许多西方国家里——我不知道中国如何，此前我没有来过中国。你出售这件艺术品，就必须确认它的所有权，如果这件艺术品最后被确认是赃物，那么买家就不能再拥有这件艺术品，并受到追诉。在我现在创办的公司里，我为一些收藏家工作，为他们确认所买下的艺术品的所有权，避免出现花了很多钱，艺术品却终究不属于买家的情况。确实会有一些偷来的艺术品进入拍卖行，但是只要这些东西出现在拍卖行的图录里，警察就会发现，总会有线人发现，那就会有很大风险。每年的艺术品失物都会有记录在案，全世界有三个被盗艺术品档案：国家被偷窃资料档案；另一个在伦敦，名为“被盗艺术品登记档案”；还有一个在法国，名为“国际警察艺术品被盗档案”。一般博物馆、艺术机构会首先把自己被偷窃的艺术品在这些档案处登记，然后他们会私下来找我去追回这些艺术品。

记者：每年全球都有很多被偷盗的艺术品失踪，如果不进入公开拍卖，它们有别的途径“洗白”吗？

罗伯特·惠特曼：全球合法艺术市场每年的交易金额超过数百亿美元，其中约40%的艺术品都是在美国卖出。古董的法律地位可能会因为跨越国界而改变。一旦“合法化”之后，劫掠而来的古董就可能在苏富比与佳士得之类的拍卖会上公开拍卖，被盖蒂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之类的机构给买走。虽然联合国制定了遏止古董劫掠活动的国际规章，但每个国家仍然各自有其考虑重点，文化利益、法律规章也不尽相同。一个国家禁止的行为在另一个国家可能是完全合法的。比如在日本，如果两年之内没有人追溯，那这件艺术品就真正属于你了。

至于比较大型或是知名度较高的古董，黑市掮客有时也会采取“洗古董”的做法。这种做法与洗钱类似——掮客假造文件，私自联系不知情的博物馆为非法文物漂白。要利用博物馆行骗的话，一个做非法生意的掮客可以凭借简单的询问信件，利用博物馆人员的专业与讲情面为自己谋利。他明知自己手上的文物绝对不可能获得声望崇高的博物馆认可，却主动提议要把这件文物出借给对方。他要的只是这家博物馆用官方信纸开具的婉拒信函，因为其中照本宣科的八股文章必然会说几句客套话，对该件文物的重要性肯定一番，接着再说馆方因为空间或预算等各种因素而暂时无法接收新文物。如此一来，这封婉拒信函就被纳入该件非法文物的收藏历史当中，成为那名掮客能够向买方展示的证明文件。买方无论多精明，这样的一封信函都足以说明文物的真假了。既然一家知名的博物馆都曾经考虑过这件文物，只是因为空间有限而未予接收，那么这件文物一定来源正当，对不对？

我在工作的时候也常常有挫折感，其实执法部门，不是很有资源来保护艺术品和文化遗产，我写这本书和我来到这里的意义就是读者能够意识到保护文化和遗产的重要性，让更多的人知道该尊重历史。

在中国，艺术品犯罪越来越多，众所周知，很多艺术品藏家手中的艺术品的价值越来越贵，犯罪分子们总想着挣钱，跟着钱走，所以对中国来说，艺术品管理非常重要。

记者：如果被盗艺术品十分昂贵，举世闻名，窃案又令全世界风闻的话，那对窃贼来说岂不是难以脱手吗？

罗伯特·惠特曼：是这样，越昂贵的艺术品越经常找不到买家。这就是为什么要花费很多很多年，才会遇到有人对这些被盗艺术品有兴趣，而这些感兴趣的人通常都是警察。收藏家不会对于这些赃物有兴趣，如果这些艺术品价值在1000万美元，那么即使小偷要价100万美元的话，那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价格了，不会有很多富人在这个价位买入一些赃物的。每次接受采访我都会说，绝大多数的艺术品窃贼都会在不久之后发现，艺术犯罪的困难之处不在于窃取艺术品，而在于如何销赃。在黑市里，窃取的艺术品通常只能卖到公开市场上十分之一的价钱。越出名的作品越难卖。蒙克举世闻名的杰作《呐喊》遭窃之后，挪威的卧底警探与窃贼接头洽购，结果以75万美元成交。这幅作品的价值其实高达7500万美元。

编辑：文凌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