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外滩画报》S=西丽·娜沙特（ShirinNeshat）

B：听说你父母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化，而祖父母是非常传统的伊朗人。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给你的童年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S：我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城市加兹温（Qazvin）长大，那里算是伊朗第三大宗教城市。我们家里其实一切都很现代，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外面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许多禁忌。我们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中产阶级家庭，穿非常现代的服装，也常常旅行，但在公共场合，我必须戴着面纱。看电影也是被禁止的，我父亲从来不去看电影，如果被别人看见了，会给他带来麻烦。我小时候总会担心，整天为我的父母向神祈祷，但愿他们不会因为不祈祷而下地狱。我的确一直夹在中间，一边想要更虔诚，一边想要更现代，一边崇拜西方的时尚和生活方式，一边是我的祖父母以及整座城市的氛围。

B：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对你的家庭影响大吗？

S：每个伊朗人都被波及，对我的家庭而言，主要是经济上的影响。那时我的父亲已经上了年纪，退休以后没能得到社会保障，农场也被夺走了，树被砍了，水被停了，简直就像一场噩梦。他和政府做过斗争，最后死了，这让人很伤心。他曾是一位医生，为那座城市做出了许多贡献，当他老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仅仅过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这是一个悲剧。

B：后来你在美国求学，伊朗人的身份是否给你带来过麻烦？

S：我唯一一次感到强烈的歧视是在“9·11”之后。坦白说，此前我一直很幸运，不知道民族偏见为何物，突然之间，“9·11”之后第二天，我就立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歧视，仅仅因为我来自中东。除此之外，在美国和欧洲，我也常常感到人们对于穆斯林的偏见，而且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穆斯林。这让我非常沮丧，因为他们不懂得穆斯林是不能轻易普遍化的，不同的穆斯林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和传统价值，包括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我们也各不相同，不能把伊朗女人、沙特阿拉伯女人和土耳其女人相提并论。他们还觉得伊斯兰教的任何形式都是一样的，但世俗伊斯兰和原教旨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最糟糕的刻板印象就是彻底的无视，尤其在西方。

B：在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上听到对伊朗政府的批评时，你是什么感受？

S：我并不想太多地介入此类政治对话，我在作品中象征地表现它。

B：但你也提到了西方对于伊朗的刻板印象。

S：那是对于人民的偏见，而不是政府。很多西方人分不清这两者，觉得伊朗人都是反美、反对以色列，其实那只是政府的立场。

B：那你觉得西方观众能够完全理解你的作品吗？

S：不，他们不能，即便是顶尖的评论家也常常有失偏颇。当然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错误，一部分也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了很多信息。比如，神秘主义是我作品中的重要部分，这来自伊朗的文化，他们并不能完全理解那种神秘主义的诗意，把一切惆怅都当成悲伤。他们也不理解为什么使用那么多不合逻辑的古老语言，那是因为我们有审查制度。

B：你所理解的女性主义也同欧美的女性主义者不同，能否解释一下？

S：因为我主要以女性作为表现对象，所以人们立刻就认为我是女性主义者，但我不确知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女人，所以我比男人更能理解女人的处境，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其他意义上，因此我对伊朗女人很感兴趣：她们和这个国家的关系，她们身上的冲突性，如何反对战争，又如何反叛权力。而我所了解的西方女性主义，主要是女人想要取得和男人一样的平等，女人想要变得更像男人。在我的文化里，并不是这样的，女人不想成为男人，只是寻求一种性别间的平衡。我们没有获得我们应有的权利，但这不是因为我们不像男人。我们来自一个更加传统的社会，我们也喜欢这种传统，而不是要像西方女性主义那样去和男人竞争、斗争。当然我也不反对女性主义运动，我是支持的。我只是反对一些西方媒体以为全世界只有一种女性主义的模式，其实我们并不想要成为他们文化中的那种女人。

B：如果把你自己放进展览空间中—代表权力的人、反抗权力的人、被权力牺牲的人，你会处在什么位置？

S：其实我也拍了自己，但最终没放进来。因为这些都是年轻人，二十来岁的人，他们处在革命最前线，不是我这个岁数的人。

B：在精神上呢？

S：精神上我当然和他们一起。我亲历过一些革命的场面，但我没有站在前排，而是像一只小鸡，站在后排，声音很小。这些人代表着那些愿意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人，他们可能被扔石头、被警察带走、被杀害，这是了不起的。只有青春，才能这样义无反顾。

B：这种高度的政治性对你的艺术而言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责任？

S：我不会这么说。你并不能选择政治与否，我被赋予的生活本身就是政治的。我一度不能回国，被迫流亡，与家庭分离，正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让我们变得政治起来，被政治所定义，这不是个体所能决定的。因此我觉得每一个伊朗艺术家都是政治性的，不管我们自己是否喜欢这个称呼。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反映，我们与政治现实离得很近。

B：但仍然有很多可供选择的艺术路径。

S：我的作品总是回溯到我的情感，对生活的理解，为事物寻找意义，围绕现实的本质，那些比自我更大的东西。我很难想象可以通过描绘自然风景来表达这些，即便我要画，也肯定不仅是画它的形状。环境注定了我们的视野，这是我的理解，也许是错的。我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在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可以只画风景，那是不可能的，不会有那种心理空间。我的情况可能更严重，因为我当时在流亡中，这让我无法摆脱。也许对你们来说，如果生活舒适，对政府没有意见，那是另一回事，但我们当时遇到的是一个即刻的紧急状况，没有选择。

B：你曾说，美是批判性的。这句话怎么理解？

S：我们所谓“美”的概念来自于经典的伊斯兰艺术和波斯艺术，就像你们古老的中国艺术，这几乎就是我们的神秘主义的一部分—真主热爱美。地毯、书法、装饰品等等，一切我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很美的，让人愉悦，包括茶壶、餐具都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是非常积极的，代表着我们的古老历史。当我在暴力的、政治的当代景象中使用这些元素时，却是可怖的，因为它同时诉说着过去和现在的美和恐惧。我从来不会在失去立场的情况下使用美，其中总是包含着一些黑暗的、让人不安的内容，比如，女性和武器、身体和书法的对立。我的所有作品都包含着一些对立。

B：在对立的概念中，你如何站队？

S：我试着不去站队，但我在东方生活舒服多了。我们现在是在东方对吗？（笑）你们可真够西方化的。我想念传统的生活，想念那些混乱、人群，我甚至喜欢拥挤的交通，喜欢做疯狂的事情，我讨厌秩序。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往外面跑。

B：你有计划回国吗？

S：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肯定不受伊朗欢迎。我可以去，但我不能住在那里。

B：童年时那种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挣扎，是否依然存在？

S：当然。只是现在可能更加自觉一些，以前有一些无知。我每天都在经历这种挣扎，一部分也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是一个有些敏感的人，总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适，对作品有疑问，对自己和他人持续地感到失望，去挑战一些很高的目标却时常失败。我觉得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都会有遭遇，总会遇到障碍，没有谁能逃过命运，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承受更多。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就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性格去生存，必须处理我们所面对的危机和处境，不要失去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角度。越是挣扎，就会越坚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再挣扎。是我这个岁数的人。

【编辑：文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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