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一场拍卖把王蒙从元代的“安居隐世”中拉到了世俗的风口浪尖，《稚川移居图》4.025亿元的成交额让他坐上了古代艺术家作品第二高价的宝座。王蒙作品大都藏于世界各地博物馆中，由于年代久远较少对外展示，我们很难有机会近距离观赏他的繁复之笔，其传世的创作年代最晚的名作《夏日山居图》更因深藏故宫而远离公众的视线。

王侯前朝驸马孙，能画愁心千万叠

王蒙（约1308-1385），字叔明，湖州人。他出身于书画世家，其外祖父是赫赫有名的赵孟頫，外祖母是管道升，无论从哪方面看，王蒙承钵家业，走向书画家道路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王蒙自幼天赋秉然，其好友杨基在《黄鹤生歌，赠王录士叔明》一文中对此有着近乎夸张的描述，“黄鹤生、骨相奇。金衣玄霜裙，纤指而洪髀”。也因其天资聪颖，王蒙年少时就已经才名卓著，《草堂雅集》中记录其“强记力学，作诗文书画尽有家法，尤精史学。游寓京师，馆阁诸公咸与友善，故名重侪辈”。王蒙的画学承袭其外祖父一脉，倪瓒对此也说过“允尔英才最，居然外祖风”，用董其昌的话来说就是“王叔明画从赵文敏风韵中来”。

王蒙诗书造诣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画，诗文书法修养源于他的父亲王国器。王国器不仅擅诗文通格韵，而且还精于书法，小楷写得筋骨舒展，劲健俊逸。王国器还深谙画史，尤擅借画史典故来影射现实，寄寓对元蒙统治者的反抗情绪，这对王蒙的史学和诗文书画民族气节的养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陶宗仪对其诗欣赏有加，作诗云：“黄鹤山中夙著声，丹青文学有师承。前身直是王摩诘，佳句还宗杜少陵。”将王蒙的诗与王维、杜甫的相比，亦可看出王蒙的才情并不仅仅拘泥于绘画而已。

年轻才俊加上善结人缘，使王蒙声名鹊起，颇受士林器重。元代顾瑛在《草堂雅集》卷十二中说他“游寓京师，馆阁诸公咸与友善，故名重侪辈”。王蒙在元顺帝至元年间担任过“理问”的职位，对文人来讲，仕途顺利也算是令人骄傲的事情。但由于元代民族歧视的状态，王蒙的官阶虽高，但依旧感到痛苦压抑，当时的文人们也多以“隐逸”为清高脱俗，所以王蒙后来也在自己友人（主要为倪瓒）的劝说下，放弃了官职，于1341年到1360年初期间逸隐山林（如今浙江余杭的黄鹤山），过着“同煮茯苓期岁暮”的生活，以“黄鹤山中人”、“黄鹤山樵”等名号自命。任凭官府多次派人到黄鹤山劝他出来做官，他都不为所动，并以诗言志：“我于白云中，未尝忘青山。城府吾奇观，知往不知还。往者不可劝，来者又谁关？卧看飞鸟还，山青云自闲。”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王蒙开始真正潜心研究诗书画，完成了由“师学创作”到“自创一格”的转变。

随着诗文画艺的成熟和名气的远播，1361年之后王蒙离开黄鹤山到太湖一带活动。随后王蒙被张士诚招至麾下，任长史。他似乎忘记了之前拒不做官的心情，一度热衷于参政，还拜熟通兵略的灵岩观道士心斋为师，研习军事。但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后王蒙不满张士诚之政，再次隐退，又过上了“一个钓船千顷月，两株松树满山秋。如今老作江南客，水国渔乡处处留”的生活。这次隐逸让王蒙的书画造诣更上一层楼，达到了顶峰。这段期间，王蒙创作了很多以“隐逸”为题的作品，如《花溪渔隐图》、《夏山高隐图》、《青卞山居图》等。

朱元璋灭元建明后，王蒙再次响应出山，出任泰安知州一职，倪瓒对他这个行为颇为担忧，写了《留别王叔明》诗诀别，此后再无关于他们二人往来的记载。当时朝中右丞相胡惟庸对王蒙颇为赏识，请他去府中赏画，但这却为他招来了灭顶之灾。1380年，朱元璋清算朝中重臣，胡惟庸首当其冲，被冠以“密谋造反”的罪名惩治；几年后，朱元璋又再兴“胡党大狱”，将一些与胡惟庸有过接触的人也加以捕杀清洗，王蒙因赏画事件被牵连入狱，1385年死于狱中。王蒙死后，大家怕被牵连，很多他的画作被抛弃或损毁，比如他与陈惟允合作的《岱宗密雪图》就被当时的收藏者嘉兴姚御史焚毁，后世无缘再见。

编辑：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