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雄狮石虎

民间艺术是中国艺术之核中最重要的“铀元素”，也是中国艺术现代主义进程中最有力的支撑，这一点在无数卓有成就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身上都有体现。石虎出身于农村，童年在农村度过，民间艺术的吊纸画、纸灯笼、剪纸、绣花鞋等等成了洞开他艺术心灵的星光。后来他虽然上过美院，但却是以工艺设计为主，他最初从事的职业也是与工艺、雕刻有关。这种起于童年，类似白纸上的刻印和本真成为石虎艺术的一个烙印，在他以后多变的艺术风格中从来没有消失过。从这一点上讲，石虎的艺术是有根的，无论他以后成长的枝叶如何茂密，枝干如何伸展，果实如何丰硕，他的根系都深深扎在中国民间的土壤上。

而比其他农村孩子幸运的是，石虎有一位上过中法大学、深谙古典诗词的父亲。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然是深远的，不仅入骨地影响了石虎未来的艺术和思考，也从禀性上锻造了一只幼狮健康激越的品格。这是一种典型“中国式父亲”的教育传统。中国历史上的知名画家无不是以诗书画融为一体的，石虎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在时代的断裂和隔阂后再一次扬起了这面旗帜。联想到当代中国画家能诗能书能画者几近廖廖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说，石虎的这一继承全美了他的创作。在石虎的诗书画体系中，诗又成为他艺术的核心之铀。他不但爱诗，写诗，出版过诗集，还成立过石虎诗会，引来众多当代重量级诗人、诗评家关注，在当代画家群里几成异数。而诗对他书法、绘画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书法中，以字为意象的现代书写有着明显的诗意构造，包括他后来引人注目的《论字思维》《字象篇》等著作，也与这种对古典诗词的喜爱有种内在的联系。而他的绘画作品中，仅简单的从作品题目观察，就能洞悉他多变的艺术形式后面蕴藏着的古朴而唯美的诗情画意。

虽然以上的两点至关重要，但石虎之所以成为石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与生俱来生有的一颗如雄狮般“勇敢的心”。美学家高尔泰称之为“具有那种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石虎颇带传奇的经历也可以证明，他不光有敏锐、深沉、洞达，敢于自我否定的哲学之思，更有勇敢、果毅、坚定，敢于付诸实施的行为之实。不妨推想，如果没有这种性格， 1978年随中国非洲考察团赴非洲13国考察的石虎，不可能把一种发自本能的激情和对艺术的热忱以超越时代的形式表现在作品中，也自然不会有他的作品集三天售出一万册的奇迹。如果没有这种性格，石虎不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北河西走廊写生时用光脚蘸墨在宣纸上涂抹，被当时保守的老一代搞艺术的斥为胡闹，而自外于体制。在这一点上，石虎就像一只青春期的雄狮，好奇、勇敢、冒险、敢为，喜欢流浪和漂泊。但这是一种力量的积蓄，而不是玩耍和简单的游戏，因为它肩负使命，深知自己的前行方向。正是石虎的这种性格，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率先燃烧了，他的《非洲写生集》成为了一代艺术人的记忆和定格，成为了一种艺术创新的启蒙和信号。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成名后敢于丢掉旧有的风格，大胆吸收西方艺术抽象、构成、色彩等新要素，以特立和独一为画坛瞩目，与周思聪、袁运生等成为文革后中国美术当代化进程中的领跑者和开拓者。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盛名之时离开国内，在一种内心的寂寥和清冷中创造了海外市场的画坛奇迹。也正是这种性格，在国内艺术家对海外市场趋之若鹜的时候，他又放弃了海外事实的物质和地位尊崇，于新世纪之初回到国内开始了他隐士般的生活。这一次回归不仅是身归，也是心归，是他艺术之命运的需要，也是他自身性灵的渴望。对一只征战多年的雄狮而言，这一次回归不仅是叶落归根式的情感归宿，更是对传统文化和中国艺术之根的牵挂和眷恋。与其说是一次回归，不如说是一次从母语出发的新的探寻。性格即命运，石虎的艺术成就与他的性格深度契合。

编辑：陈荷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