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馆奴》封面

“现在有房奴、车奴，我坚持做大馆奴，要把这个活儿干到头。”樊建川在《大馆奴》新书发布会上这样说。18日，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收藏家樊建川的口述自传《大馆奴》在军事博物馆举行了首发式。该书细述了他一生的经历，对于筹建建川博物馆聚落的过程着墨尤多。马未都、秦晖、吴思、陆川等樊建川的老友到场祝贺。新书发布会由三联书店总编李昕主持。

人生三次转折 “本质是个军人”

2005年，樊建川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投资修建了建川博物馆聚落，是现今中国民间最大的博物馆群。它占地500亩，有抗战、地震、民俗、红色年代四个系列的藏品，25个博物馆，两个主题广场，藏品总数超过800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329件。

《大馆奴》从樊建川在金沙江边的童年少年讲起，一路追述他做知青、当兵、做宜宾市副市长、辞官经商、建博物馆的经历。它不仅是樊建川的个人传记，也是建川博物馆的传记。从资金筹措、选址买地、藏品征集、到场馆的设计建设、经营规划，记录了这座民间博物馆诞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以及每一位帮助过它的人。书中的细节丰富，许多藏品的来历，都是一个生动的故事。他人生的三次重大选择，在旁人眼中都不可理解。一是不当重庆三医大的教师，到宜宾政策研究所当干事；二是辞去宜宾市副市长到外企打工、自己做房地产；三是把半生拼搏赚的钱，倾囊投入只赔不赚的博物馆事业。

他这样表述自己建博物馆的原因：“建博物馆、收藏文物是为了记录和还原历史，但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让每个人的心灵都直面民族创伤，让战争的记忆成为民族的思想资源。”樊建川说自己本质是个军人，“军人就是牺牲，军人就是艰苦，军人就是责任”，他建博物馆，就是在做一个有血性的中国男人秉承良心和责任应该去做的事。“我觉得十三亿中国人，有十二亿，甚至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的生活——吃火锅、去酒吧，像我女儿她们，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作牺牲，就像谭嗣同、张志新一样。”他愿意去做那个敲钟人。

为博物馆几近魔怔 老报人称他是“妖精”

流沙河在本书序言里写道，为了建川博物馆，樊建川几乎把十几年房地产赚的钱都投进去了，而且在他与妻子身后，还要把博物馆裸捐公家。他甚至琢磨等自己死后“将遗体剥皮，绷成鼓，放置在博物馆，赚敲打钱，用以补贴博物馆的开销。”这舍身抛业的魔怔劲儿让人惊叹。成都老报人车辐先生曾指着樊建川说：“你是妖精！”

中国的私立博物馆生存非常困难，仅维持生存的压力就十分沉重。樊建川绞尽脑汁，用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把博物馆当企业来办，引入各种业态的配套如酒店、客栈、茶馆、文物商店等，形成一个集藏品展示、教育研究、旅游休闲、艺术博览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新概念博物馆聚落。

愿做历史的奴隶 发愿要建百个博物馆

樊建川在书中发愿，要建到一百个博物馆。“我想以一个人的力量收集文物、建立博物馆，不但要把它做到空前，还要把它做到绝后。一百个馆的世界纪录，我想做一个保持者，做一个长久的领先者——做一个无愧一生的大‘馆奴’”。

由于樊建川工作繁忙，该书由他本人口述，李晋西执笔。为全面展示樊建川的个人经历，李晋西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居住数月。她告诉记者，在整理录音成书的两年时间里，她常常热泪盈眶。“从这本书能看到樊建川这个人的根基，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樊建川在书中发愿，要建到一百个博物馆。在昨天活动现场，他解释了自己坚持选择《大馆奴》作为书名的初衷：“我希望做历史的奴隶，把历史的碎片缝起来。希望做历史上仁人义士的奴隶，他们是无尚崇高的。也希望自己能做观众的奴隶，让他们能看得清楚一点，角度多一点。所以我坚持做大馆奴，要把这个活儿干到头。”

《大馆奴》书摘

关于辞官

为什么要辞职呢？一是觉得我不太适合干这个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觉得当公务员收入太低了；三是觉得宜宾偏远，不适合我搞收藏；四是当时我当常务副市长，风闻说要让当市长，我实在担不起这个担子，所以就下决心辞职下海。

关于收藏

我的收藏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收藏梅兰竹菊，春花秋月，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些火爆爆的东西。

我收藏文物有三个标准，一是对记载历史有意义的，二是特别容易被人遗忘的，三是标志性的，反映社会变迁的。

我常常想，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十三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也需要每个人都承担。作为我来讲，经商有了一点资产有了一点钱，我想做一点事。以前是东一件西一件地收藏，单枪匹马地干，是一种爱好，我利用在全国建立起来的网络收集，变成了责任。我这样做，对自己是一种满足，我实现了理想、愿望；对社会也有一些帮助。所以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抗战文物，我会在第一时间前往。

我在日本搜文物得到三种人的帮助，一是有正义感的日本老兵，如盐谷保芳先生，前后给我捐了七八次文物；二是中国留学生，他们经常不辞辛苦，开着车带着我到处寻访；三是在日本开文物店的华侨商人，经常给我提供一些珍贵线索。我在日本的收集“网络”，一直发挥很好的作用，至今犹是。

最好玩的一次是2008年12月到台湾访问，连战推荐我见郝柏村先生，说郝是抗战研究专家。我到郝家，与他交谈许多抗战事。原来郝在抗战时曾任过炮兵连连长，我向他征集文物，他苦笑，说什么都没有了，只能给我几张照片。我发现我俩之间的茶几上郝老之杯是原“行政院长”李焕所送。告辞时，我说，李焕先生参加过抗战工作，此杯，我馆要收藏。郝老天真地说，我正在喝茶呀。我说，倒了即可。郝老抚额大笑答应，叫秘书倒茶洗杯。

关于博物馆聚落

2003年的安仁镇，黑灯瞎火，从成都过来开车要两个多小时，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希望，都认为我会彻底栽在这个镇上。作为商人，赚钱是本职工作，但安仁这个项目我确实是求名不求利。我相信安仁这个项目肯定会被记入史册，哪怕有一天我离开了，人们都还会来安仁。如果有人给樊建川竖个大拇指，而不是说樊建川糟蹋了安仁，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把户口迁到安仁镇树人街44 号，正儿八经是安仁镇居民了，县委县政府聘我为安仁镇荣誉镇长。“樊镇长”，我很喜欢，可惜没有人这样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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