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
刘雨亭将军瓷器（茶壶、酒壶、酒杯、扣盘）
樊建川收藏无数，其创建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为全国最大民间博物馆，拥有文物800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29件(套)，举世罕见。
如此海量的收藏，绝非每一个有钱人能都企及，而樊建川做到了，想必自有其独得之秘。
捡漏，拼的是眼光
谈起收藏，樊建川常说：收藏之乐，在于凭你的慧眼，你的文物经验，你的历史知识以便宜的价钱收藏到“真货”，就像是用小鱼饵钓到了一条大鲨鱼。在他的收藏中，不乏此类“经典战例”。
一次，樊建川逛古玩市场，在一个私人小摊上看到一把精美的瓷壶。樊建川拿起端详。摊主忙介绍：“刘雨亭壶，打仗的时候的，特别珍贵，是孤品哦！”樊建川认出这是抗战时期146师师长刘雨亭所制一套瓷器中的一件，他自己就有其中的两件。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对摊主说：“这壶是抗战时期的，但不是孤品，我就有一把。不信，我把上面的款识背给你听：‘珠山瓷业誉满全球/余长一四六师/经理转战江浙皖赣者四年/辛已年奉调驻浮爱/制此以作纪念……’，怎么样？”摊主一听，也怀疑自己手里的瓷壶不是孤品，于是，便宜出手。
还有一件藏品是“马相伯碗”。1998年冬天，樊建川在四川某文物商店里看到一对精美的瓷碗。店员介绍：“这碗质量上乘，从题诗上看，主人是位身居庙堂的大人物，但是，款识上的‘相伯马先生’是什么人没查到。”樊建川接过来细看，只见款识有“相伯马先生百岁……国之人瑞”，心中窃喜：“相伯马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抗日老人马相伯先生嘛！于是赶紧掏钱买下。
原来，马相伯一直是樊建川敬仰之人。马相伯，中国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震旦大学首任校长、爱国人士、耶稣会神学博士。其弟子有教育家蔡元培、民国高官于右任、邵力子。抗战爆发后，马相伯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收藏到马相伯的百岁寿碗，樊建川心满意足。
发掘，凭的是毅力
除了在古玩商场上购买，许多重要的藏品还需要跋山涉水的野外奔波，哪怕是发动当地居民一同上山搜索，哪怕是在山民手中交换，也需要非凡的毅力才能如愿。
在援华美军馆中，有一个印有“USA”字样的美军汽油桶。这是从云南深山一位村民手里以800元购得的。买得不贵，但是天降大雪，又没有公路，于是，樊建川只好和助手滚着汽油桶下山。下坡又怕汽油桶一下子滚跑了，有时候还要在前面倒着推。滚了几里路，终于有了机耕道，马上去找拖拉机，把油桶运到大路旁，这才打电话叫汽车来，拉到昆明找物流公司运回成都。
如此远道而来的，还有“知青馆”门前那十座女知青的墓碑。1971年3月24日，云南省盈江农场发生大火，十名到农场刚七天的成都女知青遇难。当时，农场将她们就地埋葬。此后的38年里，由于路途遥远偏僻，遇难女知青的家属中只有一人曾前往凭吊。2009年10月，樊建川组织人员赴云南盈江，修缮了十名女知青的墓，用花岗石墓碑替换了当年的墓碑，将撤换的墓碑运回成都，在建川博物馆园区建立了一座墓碑。揭幕那天，女知青的家属集体到墓碑前悼念。她们的墓碑回到了故土，这一段历史也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
同样需要跋山涉水，历经艰辛求索的，还有“援华美军馆”门前“飞V”亭中的那具美军飞机残骸。2008年9月3日，抗战胜利63周年纪念日。这天，时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领事高大伟，与张义声老人一起，为建川博物馆一座叫“飞V”的纪念亭揭幕。
1944年11月7日，美国援华空军编号为44－39287的C87运输机在执行任务时，不幸坠毁于海拔3970米的汶川县宝顶山。2007年11月23日，一支由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电视台记者、专业户外生存顾问等十余人组成的搜索分队，在汶川的宝顶山找到了这架运输机的两个起落架。樊建川将这两个已经坠落深山64年的起落架组成代表胜利的“V”型，高高悬挂在纪念亭上，并以“飞V”这个中英文混合词来命名亭子，寓意“飞翔”、“胜利”。
在汶川大地震博物馆中，有一件“鸳鸯池婚纱”。这是樊建川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亲手从彭州市大龙潭鸳鸯池景区散发着恶臭的积水中打捞起来的。2008年5月12日，22岁的易晓燕和爱人史伟正在鸳鸯池景区拍摄婚纱照。地震发生，一对新人遇难。樊建川回忆：“在那货车大小的巨石旁，我看到一团纱制的物品，还有一个黑色的摄影包，包内空无一物。纱制品正是婚纱的裙摆，已脏得不成样子。在附近我还找到一把小洋伞、一个花环、一只鞋。我将这几件东西都带了回去，它们是大灾难的见证，意义非凡。我相信，它们的主人应该不会怪罪我这样冒失地拿走了它们。”
捐赠，靠的是道义
建川博物馆的藏品中，含金量最高的，当属热心人捐赠的文物了。樊建川的收藏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给民族留下记忆。正如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为建川博物馆题词：“为历史做见证，为后世永流传。”
去年，由美国海军退役上校、海事收藏家陈守仁先生牵线，援华美军情报官希尔少校的女儿将其父亲抗战八年在华工作的文物捐赠建川博物馆，条件是不得买卖，并设专厅展览。根据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鉴评，一级文物14件，二级文物12件，三级文物36件。
抗战期间，一架美军B29轰炸机坠毁在驼峰航线的云霞丽江附近，希尔少校负责搜索和营救，当时，他将飞机通讯设备残骸收藏起来，并亲笔写上了说明。希尔少校的几百件抗战文物中，有很多稀罕东西，比如隐藏在美军飞行服纽扣中的指北针，丛林中聚焦阳光取火的军用放大镜，区分午餐和晚餐的美军罐头。还有隐藏在美军飞行服衣领中的锯片，是供飞行员被捕越狱使用的。
陈守仁先生捐赠了“密苏里”舰三号锅炉铭牌。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划上了句号。这件铭牌经囯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
樊建川前些年去美国，曾在纽约中华公所讲演。蒋中正侄孙女蒋孝明女士当场捐赠了一件宋美龄旗袍。樊建川说：“1941年，美国布莱恩特大学授予宋美龄荣誉博士，2008年，该校授予我荣誉博士，为此，我有点小小的骄傲。百年共和岁月，宋美龄女士劳苦功高。”
在汶川大地震博物馆里，有一件美国铁匠艺术家史蒂夫·麦格鲁的赠品。这件艺术品全部由钢铁制成，从洛杉矶空运而来。史蒂夫亲自飞赴四川安装。他说，创作这件作品是受成都诗人何小竹的诗句启发：“孩子们，坐上蒲公英，排队到天国”。
忽报人间新国殇，泪飞顿作倾盆雨。钧瓷大师阎立夫在汶川地震后创作了《天泪》， 很多人愿以高价收藏，但他决意捐赠建川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受赠的文物中，还有一件“抗美援朝纪念”奖章的钢模，是李工、李农两位先生专程从天津赶来捐赠的。195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作了“抗美援朝纪念”奖章。名章的关键是名模，章有无数，模仅一个，殊为珍贵。
樊建川在微博中透露：“邓丽君之兄邓长富，少将军衔，参观国军馆认真。原来，其父是黄埔十三期生，参加了八年抗战。他答应：一是捐几件邓丽君小姐的文物。二是回去搜索，找出其父的抗战文物与我。”
在正面战场馆中，展出着一段锈迹斑斑的日军95式轻型坦克的履带。1944年4月，中国驻印军第50师进入缅甸，先后攻克马拉高、索卡道、卡盟、孟拱，参加了著名的密支那战役。1945年3月16日，第50师149团进攻西保市区，日军以坦克掩护步兵负隅顽抗。在美国空军配合下，148团步兵激战3小时，攻克355高地。城内日军坦克悉数被火箭炮击毁，在我军夹击下，守敌弃城逃窜。是役共歼日军数百人，俘虏数十人，缴获坦克20余辆及大量军用物资。至此，我军占领了西保，再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
2008年2月潘裕昆将军外孙晏欢和二战史专家戈叔亚先生同赴缅北寻访战迹。在缅甸西保，他们找到了86岁的老华侨李生永先生。李老先生对西保战事印象深刻，记忆犹新。李老说，日军残留的坦克，在西保早已看不到了，不少是被人卸下来当废铁卖掉。但前两年他还看到有一段日军坦克履带弃置于郊外的一所寺庙内。于是一行人找到了这座寺庙，只见履带围着树根，半截埋在泥土里，半截露出地面，履带齿轮清晰可见。他们请来寺庙主持，即时解囊捐赠佛寺万元(缅币)。住持同意将履带挖出运走。晏欢首先想到了把它捐给建川博物馆。2008年12月，履带成功运抵建川博物馆，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盟军投降。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投降后，盟国派遣占领军，在日本要地实行占领，监督其解除武装(只保留警察武装)和降书的具体实施。国民政府选定陆军第67师作为驻日占领军，67师三个团，计14500人。中国驻日占领军的防区以爱知县为中心，加上静冈和三重两县。师部设在爱知县的首府名古屋市，隶属美军第八军指挥。1946年5月27日上午7点，上海江湾机场，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顾问李立柏少将、占领军67师师长戴坚少将和名古屋港口司令卢东阁海军中校等13人组成的先遣队，登上一架飞往日本的B－24“解放者”轰炸机。中国驻日代表团军事组上校参谋，32岁的廖季威，也在这支先遣部队中。在此期间，廖季威在东京刻了一枚水晶私章，边款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秋，购于日本东京”。令人遗憾的是，1946年7月中旬，在横滨的先遣部队接到中国驻日代表团电话，令他们回代表团，并告知：国内来电，占领军不来了。原来，国内内战全面爆发。最终，67师在内战的炮火中烟消云散。2007年，廖季威在成都逝世，享年94岁。其子廖品正遵照父亲遗愿，将那枚见证抗战胜利的水晶印章捐赠给建川博物馆。2009年11月，这枚印章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些只是建川博物馆浩瀚馆藏中的沧海一粟。建川博物馆的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一段民族的记忆，也都有一个曲折的收藏故事。他们的主人樊建川将他们集合在一起，著述成一部民族的信史。
编辑：江兵